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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真正让一个社会“如临大敌”的,并不是敌人已经出现,而是所有人开始按照敌人已经出现的方式行动

1054年
这一年没有改朝换代,没有大规模战争,也没有真正发生传说中的四川大乱。黄博偏偏用了四百多页去写它。
作者真正感兴趣的不是:
105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
而是:
当所有人都相信“大事马上就要发生”时,一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这本书表面写的是一句“甲午年蜀地必乱”的谣言,实际上写的是信息、恐惧、历史记忆、地方治理、皇权心理和集体行为。
它甚至可以理解成一部北宋版的:
“谣言传播学+社会心理史+危机治理史”。
如果把六章重新整理,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 阶段 | 章节 | 作者在回答的问题 |
|---|---|---|
| 谣言是怎么来的 | 楔子、第一章 | 为什么四川人会相信“甲午必乱”? |
| 为什么会有人相信 | 第二、三章 | 明明是仁宗盛世,朝廷和百姓为什么仍然害怕? |
| 国家如何应对 | 第四、五章 | 预防措施怎样从稳定人心变成制造恐慌? |
| 谣言怎样结束 | 第六章、结语 | 真相究竟重要,还是人们相信什么更重要? |
如果压缩成一条线,就是:
1 | 934年甲午 |
这就是全书最漂亮的地方:
作者写了一场“没有发生的灾难”。
可没有发生,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因为人们为了防止灾难发生所作出的反应,本身已经成为历史。
黄博开头就用了一个很抓人的判断:
大宋几乎是一个“在谣言中诞生、又在谣言中覆亡”的王朝。
作者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
陈桥兵变之前就有各种:
“契丹、北汉将南下”
以及“点检作天子”之类的传闻。
然后军队北上途中发生黄袍加身。
所以对于赵宋统治者来说,他们对谣言的认识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他们非常清楚:
谣言未必是真的,但完全可能产生真的政治结果。
一条消息是真是假是一回事。
有多少人相信它,又是另一回事。
这就埋下了全书最重要的判断:
统治者真正害怕的往往不是谣言内容,而是谣言能够动员多少人。
(Sohu)
1054年是甲午年。
为什么四川会流传:
“甲午岁,蜀当乱。”
作者一直往前追了120年。
唐朝灭亡以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
四川因为盆地相对封闭、物产丰富,长期具有很强的区域独立性。
后唐消灭前蜀以后,派孟知祥镇守四川。
结果中原政治不断动荡,孟知祥逐渐控制整个四川。
到了:
934年,甲午年
孟知祥正式称帝,建立:
后蜀。
于是从中原王朝视角来看,四川留下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历史记忆:
这个地方控制不好,真的可能独立。
这就是作者所谓第一个“甲午之乱”。
北宋后来消灭后蜀。
但宋军进入四川以后,一度存在比较严重的:
军纪、
财政、
官吏治理
问题。
到了宋太宗时期,又爆发著名的:
王小波、李顺起义。
起义军最后攻进成都,建立政权。
而攻占成都恰好也是:
994年,甲午年。
于是:
1 | 934年甲午 |
两个案例本来可能只是巧合。
但在人类心理中,只要两个特别巨大的事件具有一个共同点,人就非常容易产生:
“是不是存在规律?”
接下来还有:
刘旴兵变,
王均兵变。
所以北宋中央逐渐形成一种很深的印象:
四川富庶、封闭、离中央远,而且历史上经常出问题。
宋太宗甚至产生类似:
“西川本自一国”
这样的心理。
也就是说:
朝廷虽然已经把四川纳入版图,心理上却仍然觉得这里:
和普通州府不太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作者一直强调:
“甲午再乱”绝不是一句凭空出现的迷信。
它有非常深的:
政治记忆。
中国古代使用干支纪年。
六十年一个循环。
四川又具有很强的道教传统。
民间长期流传把六十甲子分别与:
吉凶、
灾荒、
战争、
收成
联系起来的歌诀和预言。
作者特别谈到《六十甲子歌》这样的民间知识。
它有点像今天常见的:
“某年是什么运”
“某年容易发生什么”
“几十年一个周期”。
只要过去碰巧有几个例子对应上,就会不断加强人的信念。
于是:
历史记忆+民间术数知识
共同提供了“甲午必乱”的认知基础。
这是整本书一个非常关键的反转。
如果1054年的四川:
民不聊生、
官逼民反、
盗贼四起,
那么相信“大乱将至”很好理解。
可作者告诉我们:
当时的四川其实已经治理得相当不错。
甚至四川百姓向朝廷进献一种:
“太平瑞圣花”。
说这种象征太平盛世的花已经几十年没有出现,现在重新开放。
它表达的其实是:
百姓觉得日子稳定下来了。
这里出现本书很重要的一组对照:
四川人觉得自己已经很安定。
但:
开封朝廷仍然觉得四川随时可能出事。
原因就是历史记忆。
王小波、李顺,
王均兵变,
地方割据。
这些事情已经变成中央对四川的一种:
“政治刻板印象”。
所以四川很多普通的地方习俗,也容易被政治化解释。
四川民间节庆中会有:
二郎神信仰,
游神,
穿古代帝王将相衣服,
大规模群众聚集。
站在当地百姓眼里:
就是过节。
站在高度紧张的政府眼里:
一群人穿着王侯服饰,
抬着神像,
上街聚集,
到底想干什么?
于是:
民俗活动被重新理解成潜在政治风险。
这特别能体现作者想写的“恐惧政治”。
同一件事情:
百姓看到的是热闹,
政府看到的是风险。
宋朝对四川大型宗教活动也保持警觉。
核心并不一定是:
反对佛教、道教。
真正让地方政府紧张的是:
大量陌生人聚在一起。
在一个对民变极度敏感的政府看来:
上万人一起烧香,
和上万人聚众,
中间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限制旅游、宗教集会,背后真正担心的仍然是:
社会动员能力。
北宋在四川驻军,却长期对四川驻军十分不放心。
因为此前很多变乱本身就与军人有关。
怎么办?
一种做法竟然是:
限制士兵平时持有武器,甚至尽量减少训练。
听起来非常矛盾:
军队不训练,
那还怎么打仗?
可如果国家认为驻军最大的危险不是:
“打不过敌人”
而是:
“自己先造反”,
这个选择突然又变得能够理解。
作者认为,这反映了北宋四川治理的一个核心原则:
防内部失控,甚至优先于提高地方军事能力。
答案其实很有意思。
因为:
现实已经改变,记忆却没有那么快改变。
四川百姓已经觉得:
日子太平了。
中央仍然记着:
六十年前差点失去四川。
于是:
1 | 现实风险下降 |
这也是我们理解后面1054年恐慌的关键。
这一章我认为是全书非常重要的一章。
我们今天看古代谣言,很容易产生一种优越感:
古人不懂科学,所以迷信。
黄博却故意找了大量例子说明:
皇帝、官员、读书人同样会受到谣言影响。
因为人在面对高度不确定的信息时,并不会因为地位高一点就突然完全理性。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经在四川做官。
有一次地方突然流传:
敌人要来,
兵变要发生。
于是城中富户纷纷逃跑。
金银带不走怎么办?
埋到地下。
注意:
此时真正的敌军甚至还没出现。
也就是说:
灾难尚未发生,人的行为已经按照灾难发生后的方式运行。
古代还反复出现:
白头翁会吃人
之类非常奇怪的传闻。
今天来看当然荒唐。
但是恐惧性谣言有一个特点:
它不需要完全可信,只需要让人觉得“万一是真的呢?”
一个人听说:
“白头翁吃人。”
他可能只有10%相信。
可是他会不会告诉家里人:
“最近小心一点,外面有人这么说。”
很可能。
于是:
不完全相信的人,也会帮助传播。
谣言的扩散并不要求所有传播者都确信它是真的。
宋真宗时期还出现过非常著名的:
“帽妖”事件。
传说有一种像帽子一样的妖怪:
晚上在空中飞,
会闯进百姓家里,
甚至伤人。
洛阳一带首先恐慌,后来消息一路传到开封。
政府甚至真正投入力量:
调查、
防范、
追捕。
这件事情最有意思的不是:
有没有帽妖。
当然没有。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
为什么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可以调动真正的行政资源?
朝廷真正面对的问题不是:
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
而是:
如果所有人都相信它是真的,会发生什么?
这两个问题完全不同。
这也是本书第一次把“谣言真假”和“谣言后果”分开。
1054越来越近。
宋仁宗当然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于是朝廷开始提前:
慎选四川官员,
整顿地方吏治,
检查城防,
关注驻军,
处理社会治安。
特别重要的人物是:
他被视为有能力处理四川局面的地方官。
程戡入蜀以后做了大量:
整顿行政、
加强防范、
处理潜在兵变
等工作。
防危机当然要准备。
可是:
准备本身也是一种信息。
假如一个城市原本只是传:
“可能要打仗。”
结果第二天:
城墙开始修,
军队开始集结,
官府开始检查,
粮食开始调动。
普通百姓看到以后会怎么想?
很可能不是:
“政府真负责。”
而是:
“原来真的要打了!”
这就是本书后来最重要的治理悖论。
1054年到来后,四川其实非常平静。
张俞后来形容:
从春到夏,“未尝有毫发惊”。
甚至当时所传的一场所谓兵变,也很可能只是街巷传闻,而没有真正发展成大事。
所以故事到这里,读者会产生一种感觉:
难道全书铺垫这么久,最后什么都不会发生?
黄博故意就是要制造这种感觉。
写过: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的诗人张俞,当时就在四川。
他认真分析历史:
934为什么乱?
994为什么乱?
都有具体政治社会原因。
而1054年的四川:
税收、
行政、
军队、
民情
都与当年完全不同。
所以张俞非常自信地判断:
“甲午之说诞矣。”
简单说:
别胡扯了,甲午必乱根本没有道理。
有意思的是:
两个读书人,
都不相信怪力乱神,
都试图用现实情况分析。
张俞看见:
四川治理已经改善。
所以认为不会乱。
苏洵却更敏感于:
贫富差异、
军事矛盾、
地方社会内部的不稳定。
于是相对悲观。
这点非常有意思:
理性并不保证所有理性的人一定得到同一个答案。
就在大家已经觉得:
“看来没事。”
1054年发生了一件真正载入世界天文学史的事情。
宋人称:
“客星”。
五月以后,一颗非常明亮的新星突然出现在天空中,甚至一段时间白天都能看到。
今天我们知道:
那是一颗超新星。
残骸就是著名的:
蟹状星云。
可1054年的宋人不知道超新星是什么。
他们拥有的知识框架是:
天象对应人事。
客星突然出现通常被理解成:
兵乱、
灾荒、
死亡
之类的预兆。
人们本来就相信:
今年不对劲。
突然发现:
天上真的出现了千年难遇的怪星。
心理逻辑自然变成:
“你看,我就说今年肯定要出大事。”
这就是谣言很典型的一种运行机制:
1 | 先有结论 |
从此以后,几乎所有异常信息都能被自动解释成:
预言正在兑现。
当年开封还有:
疫病,
仁宗宠爱的张贵妃突然去世,
四月日食,
五月客星。
单独看,每件事都有自己的原因。
可在人们心理上,它们被逐渐串成了一条线:
今年果然不吉利。
1052年,岭南爆发:
侬智高叛乱。
侬智高一度攻破邕州,建立政权。
后来狄青南下,击败侬智高。
但是问题在于:
侬智高本人去哪了?
没人说得清。
于是1054年四川突然流传:
侬智高逃进大理,正在借兵,准备进攻四川。
这一下,所有东西都连起来了:
1 | 甲午年要乱 |
地方临时主政者高良夫等人面对消息非常紧张。
开始:
调兵,
增加防卫,
修城,
准备战争。
中央甚至从陕西调兵入蜀。
结果:
百姓彻底相信战争马上就要来了。
于是出现:
变卖财产,
把谷物布帛换成便于携带的金银,
把带不走的财富埋进地下,
农村人口往成都等坚城迁移。
整个社会被折腾得:
“日夜不得休息”。
1 | 百姓听说要打仗 |
也就是说:
这在今天看也一点不过时。
真正让事件发生转折的是:
他被任命知益州。
张方平入蜀后看到:
军队不断调动,
百姓不断逃跑,
整个四川像战争已经开始一样。
他的判断却是:
先别折腾。
也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
他在入蜀途中看到陕西调来的军队:
让他们回去。
到了成都以后:
撤回屯边兵力,
停止修筑城防的额外劳役,
减少各种紧急动员。
这当然不是:
“什么都不管。”
恰恰相反。
他同时秘密派人:
获取真正情报,
调查谣言来源,
确认侬智高情况。
也就是说:
外松,内紧。
面对公众:
恢复正常。
面对信息:
认真核实。
真正高明的应急并不是:
让所有人都看到“我们忙得不得了”。
而是:
政府自己必须掌握真实信息,同时尽可能维持普通人的正常生活。
因为社会秩序本身就是一种信息。
街上正常营业,
城门正常开放,
节日正常举行,
其实都在告诉百姓:
“局势仍然可控。”
1054年终于过去。
没有发生所谓“甲午第三乱”。
到1055年上元节,张方平做了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成都照常举办大型灯会。
甚至:
城门通宵开放。
这与几个月前:
修城,
调兵,
逃难,
埋金银
形成极强的反差。
灯会真正表达的是:
没事了。
不是靠发文件说:
“大家不要信谣。”
而是直接通过现实场景告诉人们:
你看,正常生活已经回来了。
这里黄博做了一件我很喜欢的事情。
他没有为了给故事一个漂亮结局,就直接说:
真相揭晓!
因为宋代文献本身对侬智高结局记录不同。
有材料说:
下落不明。
另一些材料说:
他逃到大理以后被杀,并把首级送回宋朝。
后来发现的大理墓碑材料,又给“侬智高在大理被杀”的说法提供了新的旁证
但作者真正关心的已经不是:
侬智高到底什么时候死的。
而是:
当时的人不知道。
这是研究历史时非常重要的一点。
今天的历史学家可以查几十种史料。
但1054年的四川百姓没有这个条件。
他们作决定时面对的是:
不确定性。
1054年平安过去以后:
“甲午四川必乱”
逐渐失去市场。
下一个甲午年1114年,已经很少再看到类似四川必乱的说法。
但人类对于:
时间循环,
灾难预言,
神秘数字
的兴趣并没有消失。
南宋以后又出现:
丙午、丁未必有大灾
之类的说法。
甚至延续到更晚。
所以作者真正说的是:
一种谣言会死,但制造谣言的心理结构不会死。
以前我们研究历史,特别依赖:
诏书,
奏折,
碑文,
档案,
正式记录。
也就是:
“看得见”的历史。
但黄博认为,还有大量历史发生在:
街头,
茶馆,
市场,
寺庙,
军营,
百姓嘴里。
这些东西没有文件。
只是:
“我听说……”
“有人说……”
“听外地来的商人讲……”
作者把这种历史称为:
这是全书最重要的方法论。
研究一条谣言至少应该问:
它什么时候出现?
为什么偏偏那个时候出现?
什么人相信?
为什么相信?
谁传播?
传播过程中怎样变化?
什么社会恐惧附着在它上面?
政府怎样回应?
回应以后又制造了什么后果?
所以作者认为:
即使谣言是假的,它产生的历史后果也可能是真的。
这一点特别重要。
“侬智高马上攻蜀”可能是假消息。
但是:
百姓卖家产是真的;
埋金银是真的;
调军队是真的;
修城是真的;
社会恐慌也是真的。
所以:
假的信息,也可以制造真的历史。
如果把书读成:
“宋朝人太迷信了,居然相信甲午必乱。”
其实读浅了。
真正的问题是:
为什么这条谣言能找到那么多相信它的人?
因为它碰到了三个真实的东西。
第一是:
真实的历史记忆。
934、994真的发生过巨变。
第二是:
真实的中央—四川互不信任。
朝廷确实长期把四川看作特殊地区。
第三是:
真实的社会不确定性。
侬智高真的失踪了。
客星也真的出现了。
所以最厉害的谣言,从来不是100%的假话。
而往往是:
一些真事+一些猜测+一种已有恐惧
混在一起。
这是《如临大敌》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
我们一说:
仁宗盛治,
很容易想象天下一片安稳。
可这本书告诉我们:
一个社会可以同时存在:
经济繁荣,
文化发达,
政治稳定,
以及:
巨大的不安全感。
甚至盛世本身也可能产生焦虑。
因为:
拥有的东西越多,
就越怕失去。
所以:
“太平”并不自动意味着“所有人都觉得安全”。
它为了防四川造反:
慎选官员,
控制军队,
限制大型聚集,
加强监督。
这些措施确实有效。
四川到仁宗时期已经相当稳定。
但长期处于这种防范之中,又会让地方社会感觉:
中央始终不真正信任我们。
于是:
1 | 因为怕你不忠 |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谣言可以成为某种:
社会情绪的出口。
第一层很简单:
要有真实情报。
张方平能稳,是因为他不是坐在成都凭感觉猜,而是私下不断核实侬智高的信息。
第二层是:
不要让应急措施成为新的恐慌源。
高良夫越调兵、越修城,百姓越觉得灾难马上发生。
第三层更重要:
恢复正常生活,本身就是最强的辟谣。
张方平最后让大家正常过上元节。
不是“告诉你安全”。
而是:
让你重新感觉到安全。
黄博本人后来总结这段时也特别强调“以静镇之”和恢复日常生活的重要性。(Sohu)
黄博写得很有故事性,但他自己也承认,这属于一种:
历史非虚构写作。
史料本身是零散的。
作者需要挑选、排序、解释,再把它们连接成完整故事。
因此:
“仁宗究竟信不信甲午谣言?”
“客星被解释成吉兆是不是有意安定人心?”
“侬智高究竟什么时候死?”
都存在继续讨论的空间。
学界已有书评指出,有些地方作者对于仁宗心理或某些政治意图的判断仍然可以商榷
所以它最好不要读成:
“黄博终于还原了1054年的唯一真相。”
反而应该按照作者自己的思路读:
有时候真相本身并不是唯一值得研究的东西,人们相信过什么,同样属于历史。
我会这样概括:
《如临大敌》写的不是一次大乱,而是人们对“大乱即将发生”的共同相信,如何险些制造出一场真正的社会危机。
而全书最核心的链条则是:
1 | 历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