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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最大的悲剧,并不是他没有改变大明,而是他改变大明的方式太依赖张居正。

张居正这个人怎样被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政治环境塑造,又怎样凭借自己的能力、性格和权力反过来改变明代中后期政局;最后,他个人的失败又怎样与改革的挫折、万历政局的转折纠缠在一起。
韦庆远在绪论里其实已经把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交代得非常清楚。
他不是只想回答:
张居正到底是忠臣还是权臣?
而是集中讨论几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
明代中期这一场改革,到底只是“万历初年张居正十年改革”,还是应该看成从隆庆时期已经开始的“隆万大改革”?
隆庆时期徐阶、高拱、张居正、赵贞吉等人在内阁里的斗争,到底只是争权夺利的“混斗”,还是背后存在真正的政治路线、学术观念和施政方法差异?
“江陵柄政”十年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哪些政策真正有效,哪些有严重副作用?
张居正在高拱下台、王大臣案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张居正后期的专权、夺情、压制言官、个人生活和家族问题,应该怎样评价?
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应该怎样放回他所处的时代和“人际关系连锁”中理解,而不是简单神化或者妖魔化。
所以全书不是一条单纯的人物传记线。
它实际上有四条线同时推进:
1 | 第一条:张居正个人成长线 |
这四条线最后汇到同一个问题:
一个人能不能依靠高度集中的权力,把一个已经明显疲敝的帝国重新拉回正常轨道?
韦庆远的答案大致是:
可以,而且张居正确实一度做到了。
但紧接着还有第二问:
这种依靠个人权威维持的改革能够持续多久?
这才是这本书真正悲凉的地方。
赵世瑜导读和徐泓序言都特别强调,韦庆远的原则不是给张居正翻案,更不是给他造神,而是:
“不隐恶,不溢美。”
韦庆远本人说得更直接:
历史不应该因为一个人有大德,就回避他的过失;也不能因为有过失,就抹去他的功业。
他甚至明确反对把张居正塑造成毫无瑕疵的“完人”。
在绪论中,作者已经承认:
张居正在高拱下台过程中并不是完全清白;
王大臣案中也并非毫不知情;
柄政后期有专权、压制反对者的问题;
个人作风后来也发生变化;
家产来源不能全部用正常俸禄解释。
但作者马上又指出:
即便把这些问题全部算进去,也无法抹掉他在明代政治史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建树”。
因此,韦庆远笔下的张居正不是:
“完美改革家”。
也不是:
“野心权臣”。
而是:
一个才能极高、政治抱负极大、做成过许多真正重要的事情,同时也被权力改变、留下明显道德和政治缺陷的人。
这种写法其实比单纯歌颂更有力量。
这几章主要不是改革,而是在回答:
后来那个张居正为什么会成为张居正?
张居正的祖上是军户。
远祖曾随朱元璋征战,后来定居湖广。
到了张居正祖父一代,已经只是辽王府的护卫卒。
作者专门用了很大篇幅解释明代军户制度,因为如果不了解军籍世袭、军户服役和社会身份的束缚,就无法理解张居正所谓:
“家世寒贱”“少苦笃贫”
到底是什么意思。
张家想改变命运,最现实的途径就是:
科举。
父亲张文明参加多次乡试却一直不中。
于是整个家庭改变命运的希望逐渐集中到少年张居正身上。
因为他实在太早感受到:
科举成功=整个家族阶层跃迁。
他五岁读书,十岁左右已经能文,少年时即被视为“神童”。
荆州知府李士翱、湖广巡抚顾璘等人都很早看中他。
顾璘甚至把他当“国器”,认为将来可以做到宰相。
有意思的是,顾璘反而故意不让这个孩子太早中举。
理由是:
太早成功,反而可能毁掉一个少年。
作者很欣赏这种“老其才”的培养方式。
张居正从少年时期就写竹。
早年的竹是:
向上。
“只上尽头竿”。
后来写竹,则越来越强调:
虚、
文、
节、
坚忍、
独立。
到了政治受挫时,他仍然借竹表达:
即使生在阴崖、水畔,被砍伐、被压抑,也仍要保存生命力。
作者最后突然问了一句非常关键的问题:
一个人进入官场、尤其真正掌握权力以后,还能不能始终保持自己少年时所歌颂的“竹之节”?
这其实已经把张居正晚年的问题提前埋下了。
作者用了很多篇幅写当时的荆州。
因为张居正最初认识国家问题,并不是从北京奏折开始。
而是从自己的家乡开始。
他看到至少三类严重问题:
辽王等宗室拥有特权,占田、占湖、索取禄米,地方官又很难管理。
土地和赋役分配越来越不均。
真正有权势的人能够逃避,普通百姓却承担更大的负担。
土地、人口和赋役制度出现问题以后,越来越多人脱离原来的编户体系。
这些地方经验,后来几乎都能在张居正改革中找到回应:
清丈土地、一条鞭、整顿吏治、限制特权……
换句话说:
他后来的改革并不是在北京书房里突然想出来的。
很多问题,他年轻时已经亲眼见过。
张居正进入的是嘉靖朝。
作者对这个时代评价非常严厉:
皇帝长期崇道修玄;
财政消耗;
严嵩长期掌权;
北边蒙古压力;
东南倭患;
官场因循;
国家机器逐渐松弛。
张居正最初还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
他认为:
国家有问题,我指出来就行。
后来发现: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年轻张居正试图直接指出:
吏治、
财政、
边防
等问题。
结果基本没有得到真正回应。
作者认为,这次经历对他后来影响极大。
因为他逐渐意识到:
正确意见本身没有力量。
你可以:
看见问题,
说出问题,
甚至提出正确解决方案。
但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
仍然改变不了什么。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张居正后来会如此执着于:
掌权。
夏言、严嵩、徐阶之间的政治风波让张居正看到:
政治从来不是单纯的:
对与错。
里面还有:
皇帝心理,
官员集团,
言官,
私人关系,
门生故旧,
利益,
时机,
退让,
隐忍。
张居正也开始改变。
早年的“少年锐气”,逐渐增加了:
耐性、
城府、
观察、
权衡。
所以后来那个极其老练的首辅,不是天生的。
他是嘉靖政局一点一点教出来的。
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以“病”为由回到江陵。
但作者判断:
这不仅是身体问题。
更像:
政治病。
理想无法实现,
官场前途不明,
自己又无力改变,
于是暂时退出。
可是书名非常准确:
山居未敢忘忧国。
他不是陶渊明。
也没有真正打算一辈子归隐。
他依旧观察:
土地、
赋役、
民生、
地方官吏。
因此这几年与其说是:
退出政治,
不如说是:
重新准备进入政治。
严嵩最终倒台。
徐阶逐渐控制局势。
张居正重新回到北京。
这时候的他和刚入翰林时已经完全不同。
以前是:
我有一个正确意见。
现在越来越变成:
我必须理解谁拥有力量、什么时候可以动、和谁合作、怎么才能真正把事情办成。
严嵩—徐阶斗争,是他非常重要的政治观察课堂。
嘉靖去世、隆庆即位以后,整个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徐阶主持起草遗诏,对嘉靖后期不少政策进行纠偏。
张居正又参与其中。
随后张居正被快速提拔:
侍郎、
尚书、
最终入阁。
这意味着:
他终于从一个评论国家政策的人,变成了真正参与制定政策的人。
一般叙述很容易把隆庆六年看成:
嘉靖和万历之间一个不起眼的过渡。
韦庆远坚决反对。
他提出全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他的判断是:
真正的大改革并不是1572年张居正当首辅才突然开始。
从隆庆三年高拱重新入阁以后,已经开始。
而且范围相当广:
整顿吏治;
调整军政人事;
加强边防;
整顿司法;
治水;
尝试海运;
土地清丈;
一条鞭;
重商恤商。
所以:
1 | 隆庆时期 |
作者明确说,如果没有隆庆时期奠定基础,万历初改革不可能如此迅速展开。
这是理解本书与一般张居正传最大的区别之一。
韦庆远花了大量篇幅给高拱“恢复历史位置”。
高拱并不是简单的:
张居正上台前那个被赶走的人。
而是:
隆万改革第一阶段的重要设计者和领导者。
尤其俺答封贡。
明朝和蒙古长期冲突。
高拱、张居正等利用把汉那吉事件,推动:
封贡、
互市、
停战。
最终西北边境长期趋于安定。
作者把这看成隆庆改革非常重要的成果。
这是本书人物写得特别有意思的一段。
两个人一开始:
惺惺相惜,
彼此认为对方有相才,
甚至“相期以相业”。
但两个人又:
都非常强,
都有很强的政治抱负,
都希望真正掌握方向。
于是随着两个人地位越来越接近:
合作慢慢变成猜忌。
作者认为不能把这件事写成:
单纯友情破裂。
它里面同时有:
个性冲突、
权力竞争、
门生集团、
宫廷关系、
冯保问题
等多层因素。
隆庆六年,隆庆去世。
十岁的万历即位。
六天以后:
高拱被逐。
张居正成为主持内阁的人。
韦庆远把这叫:
作者明确认为:
高拱确实存在刚愎、粗直、低估宫廷力量的问题。
尤其高拱一句:
“十岁孩儿安能决事?”
被冯保利用,刺激了万历和李太后对“皇权被外廷夺走”的恐惧。
但是作者同时认为:
张居正并不是局外人。
高拱原本试图拉张居正一起对付冯保,却把计划告诉了他。
张居正随即把消息转给冯保,反而加速了高拱失败。
所以韦庆远不同意把张居正写成:
“坐看高拱与冯保相斗,自己完全无辜”。
冯保试图把一个闯入宫中的王大臣,做成高拱谋刺皇帝的大案。
韦庆远认为:
案件是冯保主谋炮制的假案。
但张居正:
知情,
参与过部分谋划,
甚至修改过相关文书。
等发现事情可能失控,朝野舆论又强烈反弹,他又及时刹车,最终避免案子无限扩大。
所以这里的张居正既不是:
纯粹受害者,
也不是完全冷血阴谋家。
而是:
先参与权谋,发现危险后又迅速止损的成熟政治家。
作者对这一结构写得非常清楚:
1 | 李太后 |
张居正能够十年大规模改革,一个根本条件就是:
内廷与外廷暂时打通。
冯保让张居正能够把政策通过皇权传导下去。
张居正又利用内阁和六部执行。
李太后则提供政治保护。
作者直接把它称作:
“李、张、冯政治铁三角”。
第十一章的正式标题就是:
这一章很重要。
因为如果不理解万历小时候,就很难理解后来为什么会如此彻底清算张居正。
刚即位的时候:
万历只有十岁。
张居正不仅是首辅。
还是老师。
张居正为他:
安排经筵,
监督读书,
培养生活习惯,
讲历史,
写《帝鉴图说》,
甚至用地图和官员名册让皇帝了解整个国家。
万历给张居正的手谕中,会称:
“先生”“元辅”。
当辽东取得胜利时,万历甚至把军事成功归功于:
张先生“运筹”。
作者把最初六七年明确称为:
政治蜜月期。
十岁的皇帝可以接受:
“张先生说了算”。
十八岁呢?
二十岁呢?
张居正已经习惯:
教育皇帝,
纠正皇帝,
限制皇帝的消费,
要求皇帝勤学,
甚至通过李太后、冯保共同给皇帝施压。
从张居正角度:
我是在培养明君。
从越来越成年的万历角度:
却可能慢慢变成:
到底我是皇帝,还是你是皇帝?
所以后来的清算并不是1582年突然发生。
仇恨其实已经一点点形成。
这七章是全书篇幅和分量最大的部分。
作者不是笼统说:
“张居正改革很成功”。
而是逐项检查:
到底改了什么?怎么改?效果怎样?有没有副作用?
这也是这部书真正区别于通俗人物传的地方。
这是我认为这本书最值得记住的一点。
张居正认为:
国家的问题并不是没有政策。
而是:
没人真正执行政策。
地方官最熟悉的办法就是:
拖,
等,
推,
“正在办理”。
结果:
诏令变成形式,
皇帝命令发出去几年都没有结果。
作者写到当时官场:
征钱粮可以拖;
查案可以拖;
地方上可以阳奉阴违;
真正任事的人反而容易得罪人;
会应付上级的人却能得到好名声。
考成法最核心的东西其实不神秘:
任务—期限—检查—责任。
什么事情该谁办?
什么时候办完?
有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谁负责?
这就是“考成”。
然后把中央六部、都察院等系统连在一起进行追踪。
张居正的逻辑是:
不先让官僚机器真正运转起来,后面的财政、土地、军政改革全部没有意义。
结果确实非常明显。
他自己就说:
税收能够按期征解、财政改善,都与考成有关。
一条鞭不是他发明的。
清丈也不是第一次有人做。
很多制度早就有人提过。
张居正真正与众不同的是:
他有能力让全国官员去做。
这才是“江陵柄政”最重要的地方。
这一章的出发点是:
国家没钱。
但有意思的是:
国家缺钱,
百姓又觉得税很重。
为什么?
因为:
土地大量隐瞒,
特权户逃避赋役,
豪强兼并,
税负越来越集中到普通人身上。
于是改革不能只理解成:
“多收税”。
更准确是:
重新把应该进入国家税基的土地和人口关系找出来。
张居正推动全国清丈。
目的就是:
地到底有多少?
谁在占有?
应该交多少赋税?
作者总体肯定清丈。
认为它有助于:
压制隐田,
打击豪强逃税,
改善赋役分担。
但韦庆远特别注意到了副作用。
他大量查地方志发现:
有的地方为完成任务:
虚报面积,
“以多为功”,
扩大数字,
把荒地也计算进去,
甚至反而损害普通人。
所以作者的评价不是:
“清丈是完美政策”。
而是:
方向正确、总体有效,但地方执行存在明显偏差。
这就是他所谓“美恶不掩”。
韦庆远明确指出:
张居正不是一条鞭法的首创者。
此前几十年:
广东、
浙江、
江西等地
已经不断试验类似方案。
甚至有人推过又停,停过又推。
张居正的贡献是:
第一,清丈提供了基础;
第二,中央拥有前所未有的执行能力;
第三,他选择支持改革的地方官;
第四,把地方试验推向更广区域。
一条鞭的核心,是把原来极复杂的:
田赋,
徭役,
杂差,
贡纳
等合并简化,并越来越多折银征收。
因为作者认为它总体上能够:
均平赋役,
抑制部分豪强特权,
减轻某些中间盘剥,
促进赋役货币化,
适应商品经济发展。
但是仍然强调:
各地执行并不一致。
所以不能把政策文件上的“一条鞭”,直接等同于所有地方实际运行中的“一条鞭”。
这一点非常有历史学味道。
张居正自己当然不是戚继光。
但作者对他的军事才能评价很高。
真正突出的不是:
他会冲锋。
而是:
知道哪个地方该用什么人,并且愿意给有能力的人足够权力和时间。
最典型就是:
戚继光,
李成梁,
以及隆庆时期封贡政策。
对不同边疆,不采用一种办法:
能守的守;
该打的打;
能够通过贸易、封贡稳定的,则不必执着于战争。
潘季驯如此。
戚继光等人也是如此。
一个真正有能力的官员在地方做事,经常会被:
言官弹劾,
地方利益集团反对,
同僚牵制。
张居正如果认定这个人有能力,就会给他:
资源,
权限,
政治保护。
作者认为: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领导能力。
这是张居正改革思想中非常“硬”的部分。
他认为嘉靖以后:
法令已经松弛到影响国家基本秩序。
所以他的逻辑是:
乱世不能一味宽纵。
要:
修律,
严惩,
维护执行,
让官员和社会都重新产生对国家规则的敬畏。
作者既肯定张居正想恢复法制权威,又没有完全忽视这种“严”可能带来的问题。
驿站本来应该服务于:
军政文书,
公务交通。
后来却成了:
权贵免费旅行系统。
各种有身份的人:
拿着凭证,
使用驿马,
要求供应,
最终成本全部压给地方和百姓。
所以张居正整顿:
用驿资格,
站马,
经费,
官员滥用。
这种改革没有一条鞭那么有名。
但作者显然认为它非常重要。
因为它恰好说明:
张居正改革不是只做几个“大项目”,而是把国家日常运行中大量细小但长期腐烂的地方一点点重新整顿。
作者在这里特别写了:
高拱和张居正对于海运的不同意见。
这也说明:
即使两个务实改革派,也不意味着所有政策判断都一致。
后来张居正逐渐转向:
整治河运。
并重用:
潘季驯。
把河道和漕运系统进行整合,让潘季驯拥有真正的统辖权。
潘季驯采用著名的:
“束水攻沙”
治理黄河。
张居正则在政治上替他:
给经费,
给权限,
处理阻挠者,
让专业人员能真正把方案做下去。
这章非常重要。
因为前面连续几章:
吏治有成绩,
财政有成绩,
边防有成绩,
漕运有成绩。
如果到这里停下来,张居正就快被写成圣人了。
韦庆远偏偏接下来写:
因为他非常讨厌:
空谈心性,
只讲道德,
不解决现实问题。
他认为嘉靖、隆庆以来很多士人:
高谈良知,
结社讲学,
甚至借讲学结成政治网络。
在张居正看来:
这些东西影响行政效率,也破坏统一政令。
所以最初他的批评并不是完全没有现实针对性。
限制学额。
禁讲学。
关闭书院。
甚至要求把书院房屋、土地收走。
作者还写到:
何心隐、
梁汝元等人遭到捕治,最后死于狱中。
所以韦庆远评价得非常明确:
用粗暴行政手段禁锢思想,是“江陵柄政”的败笔。
这里出现了张居正改革逻辑中的一个危险转折:
1 | 我反对空谈 |
这就不仅是“提高效率”了。
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去世。
按照当时政治伦理:
官员原则上应该回乡守制。
但张居正没有走。
皇帝下令:
夺情留任。
从现实政治看,理由确实很充分。
改革正在推进。
万历尚年轻。
整个行政系统高度依赖他。
他如果离开几年:
很多改革可能中断。
所以张居正可以对自己说:
不是我贪恋权位,是国家需要我。
问题正出在这里。
你要求全国官员:
守规则。
现在轮到你自己:
为什么可以例外?
而且张居正不是普通官员。
他本身就是:
制定和监督规则的人。
所以夺情真正引爆的不是简单礼制争议。
而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问题:
规则究竟管不管掌握规则的人?
他没有允许争论继续存在。
而是:
利用皇权,
打击反对者,
廷杖,
贬谪,
处分。
短期看:
反对声浪迅速消失。
长期看:
作者认为张居正付出了极大的:
政治代价和道义代价。
书中明确把夺情看成:
张居正人生道路上的关键转折。
从此之后,他越来越倾向于:
“以威权劫之”。
第一节甚至直接叫:
“专权独断,骄盈自用”。
作者已经完全不再回避张居正晚年的问题。
早年的张居正:
反对腐败,
反对空谈,
讲求实际,
痛恨权贵,
要求官员守法。
到了晚年:
越来越喜欢别人顺从;
对异己越来越缺乏耐性;
生活排场加大;
亲近者逐渐借势;
几个儿子的科举成绩也不断引发议论;
财产问题后来更成为清算依据。
韦庆远并不接受:
“只要比严嵩贪得少,就等于廉洁”
这种辩护。
他的意思很清楚:
张居正不是严嵩,但不能因为他做过大事,就把他的失律全部合理化。
这正是整本书“不造神”的地方。
少年万历:
“先生说得对。”
成年万历越来越觉得:
先生管得太多。
张居正权力越大,
万历皇帝反而越能清楚感觉到:
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力究竟少了多少。
于是形成一个非常危险的结构:
1 | 张居正越成功 |
1582年张居正去世。
仅仅几个月后:
政治风向就开始彻底变化。
首先:
冯保倒台。
万历甚至在看到弹劾冯保的奏疏时说:
“吾待此疏久矣。”
这一句话非常关键。
说明他不是突然听信小人。
而是:
早就在等待这个机会。
冯保原来是:
张居正沟通内廷的桥梁。
两个人在政治上高度绑定。
冯保一倒:
原来的李—张—冯体系彻底消失。
接着就是:
杨四知等人弹劾张居正,
追夺荣誉,
调查财产,
抄家。
荆州张家被封门。
查抄过程中:
有人饥饿而死。
长子张敬修受刑后自杀。
家产被没收。
最后万历甚至给张居正扣上:
专权乱政、
欺君、
谋国不忠
等严重罪名。
还说:
本应“剖棺戮尸”,只是念旧功才没有实行。
从少年时期:
称“先生”,
到后来:
几乎要掘墓辱尸。
这是整本书最强烈的政治反讽之一。
作者最后没有让故事停在抄家。
因为如果停在这里,就只是:
张居正悲剧。
韦庆远真正要做的是:
把万历以后政治斗争制造出来的评价重新放到史料中检验。
大意是:
张居正活着的时候:
满朝都争着说他的功,不敢说他的过。
张居正倒台以后:
满朝又争着说他的罪,不敢说他的功。
这是整本书非常值得记住的一句话。
它写的不只是张居正。
其实写的是:
权力怎样制造舆论。
人在台上:
众口赞扬。
人倒下:
众口批判。
真正困难的是:
在两种时候都还愿意:
说事实。
这一点需要说清楚。
“不隐恶”并不等于:
功劳和过错各占一半。
作者总体上对张居正评价是:
高度肯定。
他的判断是:
张居正具有重大人格和政治缺陷,
但作为明代中后期政治家:
功远大于过。
| 领域 | 本书评价的主要作用 |
|---|---|
| 吏治 | 用考成和法律重新恢复官僚系统执行能力 |
| 财政 | 减支、清欠、增加正常财政收入,使国家财政状况明显改善 |
| 土地 | 全国性清丈,重新整理税基 |
| 赋役 | 大力推动一条鞭法 |
| 边防 | 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战守结合 |
| 蒙古关系 | 延续隆庆封贡互市,稳定西北边疆 |
| 司法 | 强化国家法律执行能力 |
| 驿递 | 削减特权和滥用 |
| 漕运水利 | 支持潘季驯治理黄淮、保证漕运 |
| 行政文化 | 强调实学、实政,但进一步走向禁讲学和关闭书院,形成负面后果 |
作者甚至认为“江陵柄政”是:
明代少见的、覆盖社会基础到上层政治制度的系统工程。
而是三个更大的问题。
因为原来的官僚机器已经出现:
命令没人执行,
权贵能够阻挠,
地方能够拖延,
既得利益能够通过关系抵消改革。
因此:
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权威,改革很可能根本推不下去。
这就是张居正越来越集中权力的现实理由。
因为当改革越来越依赖:
张居正的个人判断
以后,
“制度正确”
逐渐变成:
“张居正说什么就是正确”。
此时异议就越来越容易被解释为:
阻挠改革。
于是:
正常批评和恶意反对之间的边界消失。
最终:
连书院、讲学、夺情反对者都被纳入权力打击范围。
所以:
张居正解决了“没人执行”的问题,却没有真正解决“谁来纠正张居正”的问题。
这是全书最值得深想的矛盾。
张居正活着:
政令可以“朝下而夕奉行”。
张居正死后:
几个月就风向逆转。
再往后:
甚至本人都被彻底否定。
这说明:
有些改革已经形成实际制度。
例如一条鞭等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
但整个“江陵柄政”运行方式本身:
高度个人化。
所以张居正真正的问题,不是没有改变明朝。
他改变得很多。
问题是:
这些改变有多少已经成为国家自己的能力,有多少仍然只是张居正的能力?
这才是“暮日耀光”最深的一层。
我读完整本PDF以后,会把这个书名理解成:
不是:
“大明因为张居正重新获得新生”。
而是:
一个已经有明显衰败征兆的王朝,在太阳快落下去以前,突然又出现了一次极其明亮的光。
“耀光”是真的。
张居正不是虚名。
财政改善是真的。
政令执行是真的。
边防稳定是真的。
改革成果也是真的。
但是:
“暮日”也是真的。
它意味着:
这不是一个新的制度时代开始。
很多问题只是被强人暂时压住。
光消失以后:
旧的问题,
新的矛盾,
以及改革期间积累的反弹
再次出现。
1 | 【嘉靖危机】 |
第一,改革不是从万历元年凭空开始的,而是“隆万大改革”。
高拱不能从张居正故事里消失。
第二,好的政策最大的敌人,经常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没有执行。
这就是考成法真正的意义。
第三,改革需要权力,但权力本身也会改变改革。
第四,一个人越能干,越容易让组织形成对他的依赖。
第五,真正危险的时刻,是改革者开始相信“反对我就是反对正确的事业”。
第六,也是我认为这本书最深的一点:
真正成熟的制度,不应该因为一个伟大人物死亡,就失去继续运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