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真的很能干—读《暮日耀光》有感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四年（1525）出生在一个世代隶属军机的不第秀才家庭，改革家，一条鞭法，考成法，少年万历的老师，夺情，最后被抄家。

这本书九百多页真正读下来以后，我反而越来越觉得，一条鞭法并不是最让我记住的东西。

我记得最深的，是张居正少年时写竹。

那个十几岁的孩子写“只上尽头竿”。

“绿遍潇湘处，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

后来又写《题竹林旧隐卷》

故竹为微物，而昔之君子贵之，皆意有所惬焉者也。

竹虽然只是普通植物，古代君子却珍爱它，因为竹的品性与君子的精神追求相契合。

夫外直而中洞，音中律吕者，虚也。

竹外形挺直而内部空虚，这体现“虚”的品格。

发萌陨籌，筠然葱蓿者，文也。

竹苍翠优美、富有文采，这是“文”。

严霜下零，众草俱萎，寒色森森，与贞松而并秀者，节也。

严冬霜降，众草枯萎，竹仍和松树一起苍翠挺立，这体现的是“节”。

取其虚以宅心，可以宏翕受之德。

学习竹的“虚”来涵养内心，使自己能够谦逊包容。

取其文以饰听，可以焕至德之光。

学习竹的“文”，使自己的修养和德性能够恰当地表现出来。

取其节以励行，可以坚独立之操。

学习竹的“节”来勉励自己的行为，使自己能够保持独立坚定的操守。

斯所谓得其神也。

做到这些，才是真正领会竹的精神。

竹之可贵，不在其形，而在其虚以容物、文以焕德、节以立身；观竹最终不是赏竹，而是照见自己

后来政治失意，又写
《修竹篇》
孤筱植汶阳，籟笼挺阴崖。
何似侣幽人？结根烟水湄。
修枝拂杳霭，接叶映涟漪。
阴森野气积，戛戛凉飕吹。
朝露缀琼玖，宵月荫参差。
水吟蛟龙蛰，云盘凤鸟仪。
永愿老烟霞，宁知劳岁移？
但畏伶伦子，截此凌宵枝。
裁凿岂不贵，所患乖天恣。
亭皋霜露下，凄其卉草衰。
愿以岁寒操，共君摇落时。

释疑：我像一株孤独的竹子，生长在偏僻幽暗的山崖水边。没有繁华，没有人群，却依然把根深深扎下，让长枝伸入云烟，让竹叶倒映在水面的涟漪里。风吹来时竹叶作响，早晨的露珠像美玉挂在枝头，夜晚的月色照着参差的竹影。水底仿佛有蛟龙蛰伏，云间仿佛有凤凰盘旋。我似乎愿意就这样在烟霞里慢慢老去，不必计算岁月过去了多少。可是，我又担心有一天被识材者发现，砍下高高的竹枝，裁削成器。成为有用之材当然值得珍惜，我真正害怕的是因此失去自己的天然本性。等到霜露降下，百草尽皆凋零，我只愿仍然保有耐得住寒冬的节操，在万物摇落的时候与你一起坚持到最后。

竹长在阴崖里，被砍过，被风吹过，还是往上长。

因为他写完这些以后，忽然问了一个很重的问题：

一个人在真正拥有权力以后，还能不能继续保持自己曾经赞美过的“竹之节”？

读到最后再回来看这句话，就很有味道。

年轻的张居正当然想做一个好官。

这一点我不太怀疑。

他家里并不是什么高门显贵。

父亲考了一辈子科举也没考出来。

少年时代在荆州看到宗室特权、土地赋役不均、官吏腐败，看见国家很多事情明明有问题，却没有人真正解决。

所以他早年那种强烈的“我要做点事情”的冲动，我是能够理解的。

而且我觉得他一开始确实有一点少年人的天真。

他写《论时政疏》，大概真的相信：

我把问题指出来。

我把办法写明白。

上面的人看到了，总会改吧。

后来发现不是。

事情根本没有这么简单。

一个办法正确，不等于会有人执行。

一个官员有能力，不等于会得到重用。

一件事明明应该做，也可能因为得罪人、触动利益，最后谁都不碰。

我觉得这是张居正真正发生变化的地方。

他开始慢慢明白：

如果没有权力，很多正确的事情根本发生不了。

于是他学会了政治。

学会等。

学会忍。

学会观察。

学会和不同的人合作。

也学会什么时候应该退一步，什么时候可以突然出手。

等到真正成为首辅时，已经不是那个只会写奏疏的年轻翰林了。

所以我读到考成法的时候，其实特别佩服他。

因为考成这东西说起来一点都不浪漫。

没有“一条鞭法”那么像历史课里的大改革。

它干的事情甚至很像今天最普通的管理工作：

这件事情谁负责？

什么时候完成？

完成没有？

没完成为什么？

下一步怎么办？

可仔细想想，真正让一个国家失去能力的，有时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问题。

就是：

命令发了，没人办。

规定有了，没人执行。

人人都说遵旨，最后没人负责。

张居正最厉害的地方，可能不是比别人多想了多少政策。

而是他真的能让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重新动起来。

这一点很可怕。

也是后来问题的开始。

因为这种方法真的有效。

如果一种强势管理完全没有效果，人很快就会放弃。

最麻烦的是：

张居正越强硬，国家真的越有效率。

税能收到。

国库有钱。

边防稳定。

驿站被整顿。

漕运有人认真管。

地方官开始怕考核。

有能力的戚继光、潘季驯能获得比较稳定的支持。

于是站在张居正的位置上，他会越来越有理由相信：

我做的是对的。

而既然我是对的，那些阻挠我的人是什么？

是守旧。

是空谈。

是为了私人利益。

是妨碍国家。

这条逻辑刚开始并没有什么问题。

很多人确实是在阻挠改革。

问题是，到了后来，它越来越容易滑向另外一句话：

凡是反对我的，都是错的。

我觉得这才是张居正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不是他突然变坏了。

而是他做成了太多事情。

成功本身开始给他提供一种证明：

我比你们知道怎样治理国家。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让那些人不停说话？

讲学的人天天空谈，关掉书院不就行了？

夺情的时候，一群人抓住礼法不放，影响改革，处罚他们不就行了？

事情做到最后，很难再分清：

他是在保护改革，

还是已经习惯了保护自己的权力。

夺情这一段尤其让我有感觉。

父亲去世。

按照当时规矩，应该丁忧。

但张居正不能走。

或者说，他觉得自己不能走。

理由真的很充分。

万历还年轻。

改革到了关键时候。

自己这一离开，不知道多少事情要停。

如果我是张居正，可能也会觉得：

国家都到这个地步了，为什么还一定要死守一个礼制？

问题就在这里。

规则真正困难的地方，从来不是遇到那些没有理由违反规则的人。

最难的是：

一个人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要求自己例外。

张居正觉得：

我是为了国家。

反对者问：

那是不是只要一个人觉得自己很重要，就可以不守自己要求别人遵守的规则？

这就没有那么容易回答了。

更麻烦的是，他后来选择用权力把这个问题压下去。

反对的人廷杖。

贬官。

处分。

声音确实没了。

可没了的是声音，不是意见。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张居正一死，反弹会那么猛烈。

很多东西不是被解决了。

只是被压住了。

所以到了书的后半段，我越来越觉得“强人改革”是一件特别矛盾的事情。

没有张居正这么强的人，很多改革根本推不动。

真有了一个张居正这么强的人，整个改革又越来越依赖他。

最后所有人都形成一个感觉：

国家离不开张居正。

听起来像是对他的最高赞扬。

仔细想想，却不是好事。

因为一个国家如果离不开某一个具体的人，这本身就说明制度还没有真正站起来。

这也是张居正死后的那一段让我最难受的地方。

不是说万历皇帝做得对。

抄家、追夺，甚至要“剖棺戮尸”，当然很残酷。

但如果整个改革真的已经变成一个稳定制度，张居正死后，为什么几个月之间政治空气就可以完全翻过来？

以前所有人都歌颂张太岳。

现在所有人都弹劾张太岳。

以前说他是股肱、元辅、先生。

后来几乎变成国家罪人。

这一幕其实很讽刺。

张居正那么强调“考成”。

强调事情要落实。

可他本人最后留下的整个政治体系，却没有通过“没有张居正以后还能不能运行”这一场最大的考成。

当然，也不能说他什么都没有留下。

一条鞭没有因为他死就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清丈、财政和很多行政经验也确实产生了后续影响。

所以说张居正改革“全部失败”，显然也不公平。

真正失败的是另一层：

那个以李太后、张居正、冯保和少年万历为核心的政治结构，本身没有办法长期存在。

它的有效来自特殊的人。

特殊的人没了，特殊的时代也结束了。

我后来再看书名“暮日耀光”，越来越觉得取得好。

不是“中兴旭日”。

是“暮日”。

太阳已经往下走了。

张居正真的让它突然亮了一次。

而且亮得非常耀眼。

财政好转了。

边境安定了。

官员开始办事。

国家重新像一个有执行力的国家。

这束光不是假的。

但它仍然是暮色里的光。

张居正能够暂时压住、修补、调整很多东西，却没有办法靠一个人的能力，从根上重新造出另一套政治结构。

所以现在再问我最佩服张居正什么，我还是会说：

他的执行力。

他的识人。

他的政治能力。

他的责任心。

可如果问我读完以后最警惕什么，我大概也会说同一件事：

他太能干了。

能干到最后，很多事情只有他才能做。

能干到最后，他自己也可能真的相信，国家不能没有他。

而一个真正好的制度，恰恰应该追求相反的状态。

不是出现一个永远正确的张居正。

而是：

即使没有张居正，

该收的税还会收，

该做的事还有人做，

有能力的人仍然能够留下，

错误政策仍然有人能够指出，

领导人换了，规则也不会全部翻过来。

所以这本书最后留给我的，反而不是那句很熟悉的“改革需要魄力”。

而是另一个更难的问题：

一个改革者真正成功的标志，究竟是自己变得越来越不可替代，还是最终让这个国家不再需要一个不可替代的人？

张居正的一生，几乎把这两个答案都演给我们看了。

他活着的时候，大明一度离不开他。

他死以后，大明又用极其残酷的方式证明：

**一个国家终究不能只靠一个人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