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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从来不是一个人手里的东西。它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 → 司马师、司马昭专权 → 司马炎篡魏 → 西晋腐败 → 八王之乱。
仇鹿鸣真正想做的是把这条看起来很直的线重新拆开,让我们看到:
历史并不是几个姓司马的人早已计划好了一切,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关系网络,在一次次政治选择中逐渐凝聚、分裂、重组,最后失去平衡。
全书目录是:
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基本史料价值述略
士族及其相关概念的省思
研究的旨趣与目标
两汉时代的河内郡与司马氏家族的文化转向
乡里秩序中的河内司马氏
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的权势网络
高平陵之变发微
司马师功业考
谁是司马氏的敌人:淮南三叛再研究
伐蜀之役与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矛盾
从魏臣到晋臣:司马氏集团的凝聚
曹魏官僚阶层的政治心态:以司马孚、陈泰为例
司马氏集团的权力结构与矛盾衍生
受成之主:泰始年间的政治特质
咸宁二年:不起眼的转折之年
齐王攸问题的再检讨
走向崩溃:晋武帝的政治遗产
然后是结语。
如果把这581页重新压缩成一条线,其实非常清楚:
1 | 河内地方大族 |
所以这本书真正研究的并不是:
“司马氏是怎样篡魏的?”
而是:
“一张政治网络怎样形成一个新王朝,又怎样因为自身内部关系失衡而把这个王朝推向危机。”
这本书最难读的地方可能反而是绪论。
但如果跳过绪论,后面很多地方会看不懂。
因为仇鹿鸣首先要解决的,是:
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方式理解魏晋之际?
过去研究魏晋政治,经常会出现:
“汝颍集团”
“谯沛集团”
“曹党”
“马党”
“亲魏派”
“司马氏集团”
等等概念。
这些概念非常方便。
人物一下就被分成两边:
1 | 曹爽集团 VS 司马懿集团 |
历史立刻变得清楚。
可作者恰恰觉得:
太清楚了。
政治集团这个工具当然有价值,能够把大量人物关系迅速整理出来;但它也容易制造一种错觉,好像每个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属于哪一派,而且永远不会改变。
仇鹿鸣特别警惕这种“非曹即马”的分析方式。
因为真实情况往往是:
一个人和司马懿是同僚,
又和王淩有旧交;
和司马师是朋友,
又未必赞同废帝;
接受司马昭的官位,
也可能对弑君不满。
关系是重叠的。
立场也会变化。
作者因此强调,与其一开始拿“集团”框住人物,不如:
先从事件本身、人物关系和具体选择入手,再去看网络怎样形成。
这一点可以说是整本书的方法论核心。
作者专门用一节讨论:
到底什么叫士族?
“三代五品官”是不是士族?
只要连续几代当官就是士族吗?
如果这样定义,那么从汉到宋甚至后来的官宦家族都可以叫士族。
问题就来了:
魏晋士族究竟特殊在哪里?
作者认为,仅从官职来定义是不够的。
真正重要的是:
政治地位之外,
还有:
婚姻,
家族声望,
乡里评价,
文化传统,
交往网络,
以及一种不完全由皇权决定的社会文化认同。
所以书里很多时候宁愿使用更中性的:
“大族”
而不是动不动就给汉魏人物贴上“士族”标签。
作者不是说《三国志》《晋书》不可信。
而是提醒:
任何史书都是后来形成的文本。
尤其魏晋史特别麻烦。
《三国志》有陈寿的选择;
裴松之又加入大量互相冲突的材料;
《晋书》是唐代编纂;
《世说新语》更保存了大量名士轶闻。
同一件事经常出现好几个版本。
作者的态度不是:
挑一个自己喜欢的。
而是:
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版本?
谁留下的?
什么时候形成?
后来的政治环境有没有改变对这个人物的评价?
甚至一条“不真实”的记载,也可能告诉我们:
后人希望怎样记住这个人。
所以这本书表面写政治,实际上里面有非常强烈的:
史料批判意识。
第一章特别有意思,因为司马懿真正登场以前,作者先花很多篇幅写:
这说明作者看家族的方法不是:
司马懿很厉害,所以司马家厉害。
而是往前追:
这个家族是从什么地方、什么社会环境里长出来的?
传统上容易因为西晋强调:
礼法、
孝道、
儒学,
就往前推导:
河内司马氏本来就是一个传统儒学大族。
仇鹿鸣对此进行了明显修正。
司马氏当然后来有儒学色彩。
司马炎甚至说自己家:
“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
但作者往前追司马氏先世以后发现:
早期人物更多与:
军事、
豪族
有关。
尤其司马懿高祖司马钧,主要活动就是平定羌乱。
因此作者提出:
河内司马氏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由武入文”过程。
司马氏后来确实越来越重视文化。
但他们不像典型的累世经师之家:
世世研究某一经,
严格师法,
靠经术著名。
司马儁、司马防表现出来的兴趣反而更多是:
博学,
好古,
读史,
注重政治实践。
作者因此认为,与其直接把河内司马氏说成:
“儒学大族”,
不如理解成:
东汉中后期兴起的新型文化家族。
它身上同时保留:
地方豪族的实力,
又接受新的士人文化。
这个判断很重要。
因为它直接动摇了那种:
“曹魏寒族法家 VS 司马氏儒家大族”
特别整齐的解释。
汉末士人社会特别重:
人物品评。
谁说你有才,
谁愿意推荐你,
非常重要。
河内的杨俊就是一个关键人物。
杨俊很早评价年轻司马懿:
“非常之人。”
司马懿后来又得到崔琰高度评价。
这意味着:
地方声望开始向全国士人网络转换。
所以一个家族要从地方走向中央,并不只是:
科举——当时还没有后世科举制度——或者简单靠官职。
它还需要:
名望。
而名望本身就是一种可以流通的政治资源。
河内同乡之间:
互相品评,
互相引荐,
互相营救,
甚至互相通婚。
例如杨俊遇到政治危机以后:
司马懿、
王象、
荀纬
几名河内人一起为他说情。
作者认为,这不是巧合。
它说明:
乡里社会中“守望相助”的关系,被带进了中央政治。
这也是“家族网络”这个书名真正开始落地的地方。
司马氏早期联姻主要集中在河内附近。
这很正常。
家族还只是地方大族时:
社交圈、
婚姻圈
都不会特别远。
后来情况逐渐变化。
随着政治地位上升,司马氏开始和:
泰山羊氏,
东海王氏
这样声望更高的政治文化家族联姻。
例如:
司马懿家族和羊氏建立关系;
司马昭娶王肃之女。
作者的结论非常明确:
婚姻圈扩大,本身就是司马氏社会地位上升的标志。
从:
1 | 河内地方婚姻网 |
司马氏一步一步从地方走进中央。
今天讲司马懿,很容易讲:
装病,
忍曹爽,
等机会,
突然政变。
但仇鹿鸣这本书把重点挪到了别处。
司马懿几十年仕宦真正积累下来的,是:
同僚,
故吏,
辟举人物,
姻亲,
地方关系,
军事关系。
也就是:
人。
作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
司马懿一开始也是这个政治网络中的:
托庇者。
等权力越来越大以后:
逐渐变成:
庇护者。
换句话说:
最早是别人帮司马氏。
后来变成:
别人需要依靠司马氏。
这才是真正的权力变化。
而是:
司马氏完成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换:
地方大族 → 全国性政治家族。
作者总结:
司马氏在两汉经历“由武入文”;
借乡里人物评论获得声望;
司马懿几十年的政治经营又使关系扩展到颍川荀氏、陈氏,以及羊氏、王氏等重要家族。
到这一步,高平陵之变才真正有了社会和政治基础。
第二章是全书读起来最像传统政治史的一章:
高平陵之变,
司马师掌权,
淮南三叛,
伐蜀。
可是作者不是重新讲故事。
而是在不断问:
事情真的像正史后来写得那么简单吗?
这是很重要的修正。
我们事后知道:
司马懿赢了。
所以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
他一定早就准备充分。
其实作者分析政变具体军事部署以后发现:
司马懿能够直接动用的军事力量没有那么强。
甚至:
没有足够兵力立即占领曹爽府;
没有完全控制洛阳;
桓范还能够顺利出城。
政变具有相当大的:
冒险性。
因为他把有限力量集中在最关键的位置。
控制:
武库,
司马门,
宫城等关键节点。
同时司马师掌握了一支可以用于政变的力量。
另外一个很容易忽略的人是:
蒋济长期在禁军系统任职,在军中拥有大量人事资源。
作者认为:
史书所谓司马懿让蒋济参乘“以增威重”,并不只是摆一个名臣在身边壮声势。
真正重要的是:
蒋济在禁军系统中的关系,本身就是政治资源。
又回到这本书始终强调的那个东西:
网络。
高平陵之变以后,司马懿最终没有按照最初承诺简单保全曹爽。
曹爽集团遭到清洗。
这对司马氏后来的政治声誉伤害极大。
从此:
“司马氏会不会守诺?”
成为魏晋政治里无法绕开的问题。
作者并没有把它简单处理成:
司马懿阴险。
而是继续追问:
政变以后,
权力安全,
曹爽集团反扑可能,
军政控制,
政治合法性
怎样互相作用。
这正是这本书与一般人物评价最不同的地方:
它不满足于说“某人坏”,而是不断追问“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个选择”。
第二节专门叫:
作者认为司马师对魏晋嬗代的作用长期被低估。
因为最后西晋皇位落在:
司马昭—司马炎这一支。
所以回头看历史时,司马师容易变成:
司马懿与司马昭之间的过渡人物。
仇鹿鸣不同意。
司马懿去世以后:
权力并没有天然属于司马师。
司马懿拥有巨大个人声望。
司马师却需要重新解决:
我凭什么继续控制曹魏政权?
而且当时大量官员仍然:
“心存曹氏”。
这个变化特别关键。
司马懿掌权时还可以说:
这是一个曹魏元老大臣。
到了司马师:
已经不能再完全依赖元老身份。
他必须让:
“司马懿很强”
变成:
“司马家控制这个政权”。
所以作者认为:
司马师实际上奠定了魏晋嬗代的政治基础。
他的功业甚至影响到后来一个极关键的人:
因为司马攸是司马师嗣子。
司马师功劳越大,
司马攸在西晋政治中的合法性和声望也就越高。
这成为后来司马炎最大的政治心病之一。
这是第二章另一个非常值得记住的地方。
我们平时把:
王淩之乱、
毌丘俭文钦之乱、
诸葛诞之乱
统一叫:
淮南三叛。
一旦统一命名,就很容易理解成:
三次都是“忠魏反晋”。
作者恰恰要拆掉这种整齐。
这一点特别有意思。
王淩和司马懿本来关系很好。
夏侯玄是司马师的姻亲。
许允是司马师朋友。
诸葛诞还是司马懿儿女亲家。
钟会家族也长期和司马氏有关系。
所以:
他们并不是一个从外面突然出现的“反司马集团”。
很多人原本就在同一张政治网络里。
真正发生的是:
原有政治网络裂开了。
这和一般的“两个集团长期斗争”完全不是一回事。
因为它解释了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问题。
司马氏确实杀掉很多反对者。
可是很多反对者的:
儿子,
家族,
姻亲
后来仍然可以在西晋做官。
如果这真是一场两个阶级、两个完全不同集团的生死决战:
为什么不连根拔掉?
作者的解释非常漂亮:
因为双方本来:
社会基础高度相似,而且关系盘根错节。
如果无限扩大株连:
司马氏摧毁的不是一个敌对集团。
而是:
曹魏整套官僚网络。
可他们又必须依靠这套网络治理国家。
所以司马氏必须在两件事之间找平衡:
1 | 必须杀掉真正的政治威胁 |
这就是作者解释:
“严酷”与“宽容”
为什么可以同时存在。
263年的伐蜀,过去很容易写成:
钟会、邓艾争功。
邓艾偷渡阴平。
灭蜀。
钟会谋反。
作者问的是:
为什么偏偏会出现“二士争功”?
他的答案不是单纯性格问题。
而是:
司马昭有意设计了一个互相牵制的人事结构。
从军事能力来说:
邓艾经验丰富。
又长期在蜀魏前线。
理论上最合适。
可邓艾本人最初:
反对伐蜀。
更重要的是:
他虽然是司马氏重要军事柱石,却不是司马昭真正能够谈秘密政治计划的核心亲信。
甚至因为:
兵权,
声望,
战功,
反而需要防范。
钟会支持伐蜀。
又真正理解这场战争背后的政治意义:
司马昭需要用灭蜀的大功,抵消此前弑杀高贵乡公造成的巨大政治道德压力。
于是钟会获得了很高地位。
可问题又来了:
钟会太强怎么办?
所以再安排:
形成:
1 | 邓艾 |
看似精妙。
结果:
邓艾被杀,
钟会叛乱,
成都大乱。
作者真正想说明的是:
司马氏集团为了防止任何一个将领坐大而设计的制衡,本身也不断制造新的不信任。
这已经为西晋以后政治埋下一颗种子。
这是全书真正进入深处的一章。
司马懿、
司马师、
司马昭
已经解决了:
如何控制曹魏。
接下来问题变成:
怎样把曹魏的臣,变成晋的臣?
这是作者特别重要的判断。
西晋建立以后,很多高级官员其实就是:
曹魏旧臣。
郑冲、
何曾、
石苞、
陈骞等,
全部有曹魏政治经历。
也就是说:
魏晋易代,皇帝换了,但官僚社会并没有整个换掉。
司马氏做的主要不是:
推翻曹魏官僚集团,再建立一套新人。
而是:
把原有的人慢慢吸收过来。
所以与其说:
“两个集团完成了替换”,
不如说:
曹魏政治网络发生了一次重新定向。
司马氏面对反对者时非常狠。
可是又不愿扩大株连。
原因就在于:
他必须:
杀政治敌人,
但保留政治网络。
所以:
某人被杀,
其子孙未必失去仕途;
某个家族反对过司马氏,
并不必然永久遭到放逐。
作者认为这不是单纯的:
宽厚。
也不是单纯:
残忍。
而是:
政权转换中的策略选择。
为什么?
因为他们恰恰证明:
历史人物并不一定非要:
忠魏,
或者忠晋。
司马孚是司马家的人。
从家族利益看:
司马氏掌权当然对他有利。
可是曹魏灭亡时:
他又表现出很强烈的故国情感。
于是一个问题出现:
家和国,到底哪个更重要?
陈泰一度与司马氏合作。
如果只根据仕宦关系,很容易归为:
司马氏党羽。
可是高贵乡公被杀以后:
陈泰与司马氏的关系明显发生变化。
作者甚至通过颍川陈氏在西晋政治中的突然衰落,反过来追问:
如果陈泰真的是司马氏死党,为什么后代反而逐渐离开政治核心?
所以作者真正想表现的是:
一个魏臣在王朝转换中,不是在两个标签之间简单跳转,而是始终面对“家—国”“公—私”的冲突。
它没有把历史人物写成:
立场正确的人,
立场错误的人。
反而写出了:
很多人根本没有一个完美选择。
支持曹魏:
可能危及整个家族。
支持司马氏:
又可能违背过去的政治忠诚。
保持沉默:
也会被时代推着走。
所谓魏晋士人的“复杂”,并不是性格暧昧。
而是:
当王朝、家族、个人伦理同时发生冲突以后,任何选择都需要付代价。
第三章又进一步分析:
司马氏集团内部也有层级。
作者利用咸宁元年配飨功臣名单重新分析。
表面上都是:
开国功臣。
实际却有:
元老,
真正核心人物,
名望装饰人物,
皇帝私人亲信
的区别。
比如王祥:
名望很大,
地位很高。
可是因为魏晋禅代时态度相对疏远,
并没有真正进入司马氏权力核心。
郑冲虽然名望可能不如王祥,
却积极参与劝进等活动,
因此位置反而更核心。
这说明:
官位高,不等于权力网络中的位置高。
这是看政治史很重要的一点。
司马炎虽然成为皇帝,
却不是凭自己的事业直接打下天下。
他接的是:
祖父司马懿、
伯父司马师、
父亲司马昭
已经基本准备好的政治遗产。
所以作者称他:
这四个字非常关键。
表面看:
什么都有。
实际上:
很多权力不是他本人创造的。
贾充为什么有地位?
不是司马炎提拔出来的。
反而司马炎能成为继承人:
贾充出过大力。
所以晋初出现一个很微妙的关系:
皇帝是皇帝。
可功臣也知道:你的皇位里有我的功劳。
作者用贾充与司马炎的关系很好地说明:
西晋刚建国时其实存在明显的“君弱臣强”。
怎么办?
婚姻。
提拔新人。
外戚。
亲信。
司马炎大量让公主与重要政治家族联姻:
平原华氏,
太原温氏,
琅邪王氏,
河东卫氏,
范阳卢氏。
这不仅是婚姻。
也是:
把皇室嵌进大族网络。
过去司马懿是通过和名族联姻提高自己。
现在司马炎已经成为皇帝,婚姻的功能发生变化:
从“借名族提高自己”
变成:
“用皇室婚姻笼络政治家族”。
这个变化非常漂亮。
这一章其实是整本书最有现实感的一章。
西晋已经建立。
吴也被灭。
国家统一。
照理来说:
问题解决了。
可作者把视线集中到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年份:
因为这一年:
晋武帝突然重病。
一个平时被皇帝权威压住的问题瞬间暴露:
如果司马炎突然死了,谁来接班?
正常答案当然是:
太子司马衷。
问题是:
太子智力不足已经逐渐成为公开秘密。
于是:
重新进入政治视野。
因为他同时拥有:
司马昭之子,
司马师嗣子
两重身份。
前面说过:
司马师对于司马氏代魏功劳巨大。
所以:
齐王攸不仅是皇帝的弟弟。
他还承载了:
司马师这一支政治合法性的遗产。
如果司马衷正常、能干:
问题未必会这么严重。
偏偏太子能力存在巨大争议。
于是:
“兄终弟及?”
“贤者继位?”
“太子能不能做皇帝?”
开始重叠。
《晋书》把齐王攸写得非常漂亮:
贤能,
有威望,
遭兄长猜忌,
最后被逼离开中央,
含恨而死。
很容易形成:
贤王 VS 昏庸哥哥
的故事。
仇鹿鸣却提醒:
唐代编《晋书》时,
唐太宗本人有:
玄武门之变、
嫡长继承
这些现实政治经验。
因此《晋书》关于:
晋武帝为什么不用“贤弟”而坚持“愚子”的批评,
很可能受到唐初政治意识影响。
不是说司马攸不贤。
而是:
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完美齐王攸”,本身可能已经被后来的历史书写加工过。
这是全书史料批判再次落地。
晋武帝病危时:
出现拥立齐王攸的政治活动。
从此以后:
司马炎不可能再把弟弟只当弟弟看。
他看到的是:
潜在皇位竞争者。
于是随后几年不断:
削弱齐王攸政治影响,
将支持者移开,
最终要求齐王攸离开中央。
齐王攸不是孤立个人。
他背后连接:
宗室,
功臣,
朝中官僚,
司马师政治遗产。
所以把他逐出中央:
并不是简单赶走一个弟弟。
它意味着:
把原来西晋政治中一个重要制衡力量拆掉。
因此朝野才会出现极强烈反对。
作者特别指出:
这些反对齐王攸出藩的大臣,不能因此被简单划成:
“齐王党”。
他们未必都想让齐王攸当皇帝。
他们很多人真正担心的是:
一旦齐王攸离开,原来的政治结构会被打破。
这一点非常重要。
于是政治结构再次改变。
原本大致是:
1 | 皇帝 |
司马炎不断削弱齐王攸等力量以后:
越来越依赖:
杨骏、
杨珧、
杨济
开始进入权力核心。
司马炎一生都在防:
齐王攸。
认为:
弟弟及其支持力量,
可能威胁自己和儿子的皇位。
所以逐步清除这个威胁。
最后他成功了。
齐王攸死了。
宗室和功臣也受到压制。
皇帝终于:
乾纲独断。
看起来:
赢了。
可是他扶起来的:
杨氏外戚
反而变成惠帝继位以后最大的政治风险。
所以有一种很强烈的反讽:
晋武帝真正消灭的,是自己以为最大的威胁;真正摧毁西晋政治平衡的,却是他为了消灭这个威胁而建立起来的新结构。
“遗产”不只是:
留下一个傻儿子。
这还是太简单。
真正留下的是一个:
已经失去平衡的权力结构。
外戚杨氏一家独大。
宗室被重新调整。
功臣格局改变。
而继位的司马衷:
又没有足够能力成为最终仲裁者。
所以以前靠强势皇帝还能压住的:
外戚,
皇后,
宗室,
官僚
之间的矛盾,
一下全部释放出来。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值得记住。
如果把西晋灭亡归结成:
司马炎选了个傻儿子。
历史又变得太简单。
仇鹿鸣真正写的是:
一个复杂权力系统原本需要皇帝不断仲裁和平衡。
而司马炎晚年已经不断拆掉旧平衡。
惠帝继位以后又没有能力建立新平衡。
于是:
1 | 原有网络已经失衡 |
这就比:
“皇帝昏庸,所以亡国”
深得多。
我觉得可以把作者说的“网络”分成六层。
| 网络 | 书中的作用 |
|---|---|
| 乡里网络 | 司马氏最初获得声望和帮助 |
| 人物品评网络 | 把地方人物送入全国士人社会 |
| 婚姻网络 | 提升门第、联结政治家族 |
| 同僚与故吏网络 | 在中央政治中形成互助资源 |
| 辟举网络 | 强者从被帮助者变成庇护者 |
| 皇室—外戚—宗室网络 | 西晋建立以后成为最高层权力结构 |
而全书最有意思的是:
这些网络并不是固定不变。
今天是朋友。
明天可能因为皇位问题成为敌人。
今天是姻亲。
明天可能兵戎相见。
所以:
关系会影响政治选择,但不能完全决定政治选择。
作者在第一章就明确提醒,不能把所有政治决定都解释成私人交情。
就是:
先有集团,再有事件。
仇鹿鸣更接近:
先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再因为一连串事件和选择,逐渐形成集团。
这个顺序完全不一样。
比如:
不是司马氏集团早就在那里,所以大家一起支持司马懿。
而是:
司马懿多年形成权势网络;
高平陵之变迫使很多人做选择;
司马师进一步整合;
司马昭继续吸收和清除;
经过二十年左右,
一个比较稳定的:
“司马氏集团”
才真正逐渐形成。
所以“集团”是:
历史结果。
而不是天然起点。
按照忠奸史观:
这叫:
没原则。
按照集团史观:
这叫:
背叛集团。
但放回作者的网络史解释里:
就容易理解很多。
一个人同时属于:
家族,
乡里,
皇帝,
故主,
朋友,
姻亲,
现任上司
好几个关系系统。
这些关系一旦发生冲突:
他必须排序。
这才是:
司马孚、
陈泰、
王淩、
诸葛诞、
钟会
这些人物真正难以简单归类的原因。
第一,司马氏不是天然的“儒学高门”。
这个家族经历了“由武入文”,更适合理解为汉末成长起来的新型文化大族。
第二,司马氏掌权并不只是司马懿个人能力的结果。
背后存在乡里、婚姻、同僚、辟举等几十年积累的人事网络。
第三,高平陵以后不是两个早已成型集团的简单决战。
更多时候,是原有曹魏政治网络不断分裂和重新组合。
第四,司马氏集团本身也是逐渐形成,而且内部一直充满不信任。
邓艾—钟会—卫瓘的相互制衡,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第五,西晋的崩溃不是突然发生于八王之乱。
真正重要的结构性转折,在晋武帝时代已经发生,尤其是咸宁二年以后围绕齐王攸、外戚杨氏和接班人的一系列政治安排。
1 | 【两汉河内】 |
读这本书以前,我脑子里的司马氏其实很简单。
司马懿能忍。
曹爽无能。
高平陵之变以后,司马家一步一步把曹魏的权力拿走。司马师死了还有司马昭,司马昭死了还有司马炎。等到司马炎接受禅让,事情也就完成了。
甚至会产生一种感觉:
好像这一家人几十年前已经把后面的事情全部想好了。
真正读完《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这种感觉反而越来越淡。
我开始觉得,他们也没有那么“全知”。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时候,能动用的力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充分。
司马师接过父亲权力以后,也必须重新证明自己凭什么掌权。
司马昭伐蜀之前,并不知道邓艾最后会直接进入成都,更不知道钟会会真的造反。
司马炎当上皇帝以后,更不可能知道自己为了保住太子、排挤齐王攸而重新设计的政治结构,后来恰恰会成为西晋失控的重要原因。
他们不是站在历史结局面前做选择。
他们和所有人一样,只能看到眼前的一小段。
这一点让我觉得这本书和一般的“权谋史”很不一样。
我们今天回头看,很容易说:
司马懿早有野心。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司马炎必然代魏。
西晋又必然因为八王之乱而亡。
可一件事情最后发生了,不代表一开始就只有这一条路。
这本书最让我有感觉的,其实不是哪一场政变,而是那些看起来特别琐碎的关系。
谁评价过谁。
谁和谁是同乡。
谁是谁的女婿。
谁年轻时做过谁的故吏。
谁曾经被谁推荐过。
谁和谁一起当过官。
这些东西单独拿出来,几乎没有什么历史感。
可是几十年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真正的力量。
司马懿最初也是被别人评价、被别人帮助的人。
后来自己位置越来越高,开始拥有辟举别人的资格,于是关系就反过来了。
原来是:
别人愿不愿意帮我。
后来变成:
别人需不需要依靠我。
我觉得权力真正形成的那个瞬间,可能就在这里。
并不是突然有一天手里拿到一块大印,或者坐到某一个位置。
而是周围越来越多人的前途开始和你发生关系。
有人因为你得到职位。
有人和你的家族结婚。
有人是你的旧部。
有人遇到事情需要你帮忙。
久而久之,一个人背后就不是一个人了。
这张网才真正有力量。
可书里又不断提醒我:
网并不等于忠诚。
王淩和司马懿原来关系并不差。
夏侯玄甚至和司马家有婚姻关系。
诸葛诞也是亲家。
钟会更不是一个从来和司马氏没有关系的人。
可到了某一个时刻,这些人还是站到了对面。
所以所谓“关系”,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牢靠。
一个人可能同时欠很多种人情。
家族是一层。
旧主是一层。
朋友是一层。
名声是一层。
现实利益又是一层。
平时大家都没矛盾的时候,看起来就是一张完整的网。
真正到了必须选择的时候,才知道哪根线更结实。
我尤其喜欢书里司马孚和陈泰那一部分。
因为他们让我觉得,魏晋之际的人其实很难。
今天我们给历史人物分阵营很简单。
忠魏。
亲晋。
反司马氏。
司马氏党羽。
贴完标签以后,这个人就清楚了。
可如果真的站到他们的位置上,可能一点都不清楚。
你在曹魏做了一辈子官。
司马家又和你有很多私人关系。
现在司马家已经掌握大权。
你如果公开反对,自己可能死,整个家族也可能受到牵连。
你如果接受现实,又很难完全说服自己:
过去效忠的那个王朝,就这样算了吗?
这种时候,“忠”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实践的字。
我越来越觉得,所谓乱世真正难的地方,不只是会不会死。
而是很多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完全心安的选择。
你保住家族,可能对不起旧主。
你保全名节,可能把整个家族带进危险。
你保持沉默,别人又会替你解释你的沉默。
这时候一个人到底应该怎么做?
书里没有给答案。
我反而觉得没有答案才真实。
以前我总觉得历史上的“集团”是很实在的东西。
看完这本书以后,开始觉得它很多时候只是我们事后为了方便理解而画出来的一条线。
我们把这一边的人涂成一种颜色,另一边涂成另一种颜色,于是地图一下就清楚了。
可真实的人可能根本没有站得那么整齐。
高平陵之前,谁知道最后司马懿会赢?
司马懿赢了以后,又有多少人是真的支持司马家,有多少人只是接受现实?
司马昭灭蜀的时候,邓艾明明替司马家立了最大的功,却很快死在这张政治网络里。
钟会明明是司马昭最亲近的人之一,最后也反了。
这让我觉得权力本身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它越大,可能越难真正相信别人。
你没有权力的时候,需要朋友。
权力越来越大以后,朋友反而可能变成威胁。
邓艾有能力,所以必须防。
钟会是亲信,可权力太大了,也要防。
齐王攸是亲弟弟,而且是司马家自己的人,可正因为他的身份太特殊,更要防。
到了司马炎那里,这种感觉特别明显。
我以前总觉得他最大的错误就是:
明明知道司马衷不行,为什么还非要让他当太子?
看完这本书以后,会发现事情比“选错继承人”复杂很多。
齐王攸不是一个简单的贤王。
他的背后有司马师留下来的政治遗产。
司马炎如果真的把继承权交给弟弟,意味着什么?
他当然会害怕。
而咸宁二年自己突然病重以后,竟然真的有人准备拥立齐王攸,这种恐惧就再也不可能消失了。
所以后来他一步一步把齐王攸推离政治中心。
从一个皇帝保住自己这一支皇位的角度看,这个选择甚至很好理解。
问题是:
他成功得太彻底了。
齐王攸没了。
宗室被削弱。
旧功臣也逐渐退出中心。
司马炎终于不用天天担心别人限制自己。
他可以真正自己说了算。
可当这些力量都被拿掉以后,他只能重新寻找可靠的人。
于是外戚杨氏越来越重要。
等司马炎一死,太子又没有能力控制局势,那些原来被皇帝一个人压住的矛盾,一下全部放出来了。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种反转。
一个人为了避免某一种危险,采取了一套非常合理的办法。
办法也真的成功了。
可是这个办法最后制造出来的另一种危险,比原来更大。
这比简单说“晋武帝昏庸”要让我有感觉。
因为生活里很多事情其实也是这样。
我们总喜欢解决眼前最明显的问题。
眼睛一直盯着那个问题。
想办法。
加措施。
堵漏洞。
最后终于把它解决。
却可能没有发现,因为解决它,我们已经改变了整个周围的结构。
司马炎一直盯着齐王攸。
到最后真正毁掉平衡的,却不是齐王攸。
所以这本书让我重新理解了“政治”两个字。
以前觉得政治就是:
谁掌权。
谁当皇帝。
谁赢了政变。
现在觉得,真正重要的可能是:
谁和谁发生关系,这些关系怎样变化,又是谁有能力维持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
司马懿厉害,并不只是因为他活得久、能忍。
他真正厉害的是几十年间让自己进入越来越多的关系之中。
司马家最后能够代魏,也不是只因为曹魏出了几个无能皇帝。
它背后还有一张不断扩大的人际网络。
可最讽刺的是,帮助司马氏得到天下的,正是这种网络。
最后让西晋失去稳定的,同样也是这些网络彼此失去平衡。
所以读完以后,再看“家族网络”几个字,我觉得已经不是单纯的婚姻表和人物关系图了。
网这个东西有两面。
它能托住一个人。
也能缠住一个人。
司马氏靠它从河内走到洛阳。
靠它从一个地方大族变成全国最有权力的政治家族。
最后整个西晋皇室,又被宗室、外戚、功臣、婚姻、故旧织成的另一张网死死缠住。
等到那个本来负责把所有线压住的人——皇帝——失去控制能力,整张网就开始互相拉扯。
最后谁也托不住谁。
我想,这大概是这本书最让我留下印象的地方:
权力从来不是一个人手里的东西。它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一个人今天有多大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多少人愿意听他,
多少人的利益与他连接,
多少关系还保持稳定。
所以一个政权真正危险的时候,也不一定是突然少了多少军队、多少钱。
有时候只是:
原来互相信任的人开始不信任,
原来可以协调的关系开始只能靠强制,
原来能够站在中间裁决的人失去了能力。
表面上的制度都还在那里。
下面的网却已经断了。
而等到所有人真正看见的时候,往往已经不是一根线的问题了。
这大概就是我读完《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以后,对西晋为什么那么快走向崩溃,比以前多出来的一点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