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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不是让更多土地变成城市,而是让更多人真正能够在城市安下身来

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围着地转”的,而未来的城乡改革,必须让土地重新“围着人转”。
–
这本书一直在讲:
土地财政、
征地、
工业用地、
宅基地、
耕地保护、
城中村、
城市更新。
但真正贯穿全书的,是两个字:
作者认为过去二十多年的城市化出现了一个很突出的错位:
土地城市化太快,而人口城市化不完整。
城市面积不断扩大。
开发区不断增加。
新城区不断建设。
房地产不断开发。
可另一方面,大量已经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却没有真正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永久性迁移。
于是形成了作者特别强调的一组矛盾:
1 | 土地过度城市化 |
以及进一步的:
“人、地、房脱钩”。
人口流入的大城市:
人多、住宅地少、住房贵。
人口流出的地方:
人少、工业园区和新区却可能过度扩张,房子和土地反而大量闲置。
农村又出现:
人已经出去,
地却退不出来;
宅基地还保留;
农地依然细碎。
作者认为,这些现象不是几个孤立的政策问题,而是同一个制度系统运行产生的不同结果。
全书八章并不是八个并列专题,而有很强的递进关系:
1 | 【第一层:为什么会这样】 |
所以它其实是一本:
“中国增长模式诊断书+城乡土地改革方案书”。
序言叫:
陶然一开始并没有马上谈土地。
而是先问:
中国过去四十多年为什么增长这么快?
为什么改革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
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的发展方式为什么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
现有制度为什么一方面能创造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不断积累新的矛盾?
作者甚至计划用三本书回答这个大问题:
《人地之间》只是第一部。
另外两部是《天人之际》和《无食我黍》。
因此,《人地之间》实际上承担的任务是:
通过“土地”,解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增长模式。
一个极端是:
中国高速增长证明现有模式完全正确。
另一个极端则是:
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增长只是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普通结果。
陶然都不接受。
他认为应该把“模式”理解成一个:
中性分析概念。
存在一种模式,
并不等于:
这种模式就是“模范”。
这一点很重要。
他是在区分:
1 | 模式 ≠ 模范 |
他认为中国确实形成了一套有自身特点的增长机制。
它确实带来高速增长。
但高速增长本身,并不能说明这套机制适合一直运行下去。
绪论的标题就是:
作者列出的矛盾其实可以压缩成六个问题。
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
住宅土地供应不足。
土地和地方融资模式推动投资。
因为没有完成永久性家庭迁移。
人口没有真正退出,土地又碎片化。
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与真实的人口、产业需求没有充分匹配。
于是全书围绕一个巨大的循环展开:
1 | 农民无法真正市民化 |
作者真正想打破的,是这个循环。
如果第一章看懂了,后面七章基本都会顺下来。
因为这一章解释:
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如此依赖土地?
而作者特别反对一种简单说法:
“因为1994年分税制把地方钱拿走了,所以地方只好卖地。”
他认为:
没有这么简单。
陶然区分了两个很容易混淆的概念:
财权是:
按制度规则,谁拥有收入征收和分配权。
财力则是:
最后实际拿到多少钱。
1994年以后,中央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方面事实上进行了明显的:
财权集中。
但后来地方实际财政收入占比又有所回升。
作者认为不能因为地方后来钱又多了,就反推:
“财政越来越分权”。
那是:
以果解释果。
真正应该问的是:
为什么在法定财权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地方的实际财力后来又提高了?
答案就要进入房地产、服务业、土地收入和产业结构变化。
这个理论大致认为:
地方官员为了升官,
就拼GDP;
GDP越高,
升迁概率越高;
所以全国地方政府都拼命发展经济。
陶然对此进行了很长篇幅的批评。
他认为现实中的干部考核不是一个:
“各市GDP排个名,第一名升官”
这么简单的制度。
真正的干部考察包括:
德、能、勤、绩、廉,
而且“绩”也不等于单独的GDP。
所以作者认为:
不能用一个所谓稳定的“GDP晋升锦标赛制度”,解释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
这是第一章真正要回答的问题。
作者提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一套解释:
再加上:
这两个概念最好记住。
第一层:
为了提高出口制造业竞争力,通过:
汇率、
出口退税等政策,
降低出口部门相对成本。
第二层:
各地方政府为了抢制造业项目:
压低工业地价,
建设工业园区基础设施,
给予企业各种优惠条件。
最后出现:
1 | 中央 |
作者把它叫:
国际+国内“两层逐底式竞争”。
于是出现第二个特别重要的概念:
尤其是:
地方政府先低价甚至亏本给工业企业地。
看起来很傻。
可是制造业企业来了以后:
工人来了,
管理人员来了,
上下游来了,
人口和收入增加。
于是:
住房需求来了,
商业来了,
办公来了。
地方政府随后可以在:
商业和住宅用地
上赚回来。
于是形成一个完整循环:
1 | 亏本工业供地 |
这才是作者解释“地方政府为什么甘愿亏钱卖工业地”的真正答案。
2008年以前大致是:
工业先行,房地产随后。
即:
1 | 先招商 |
作者认为这种情况下,至少还存在一定的实体产业基础。
但2009年以后,在大规模信贷刺激下:
逻辑逐渐倒过来了。
房地产和土地价格先上去。
商住地带来巨大收入和抵押价值。
地方政府于是利用:
融资。
再去:
建新区、
建开发区、
招商。
变成:
1 | 房地产/土地升值 |
作者把它叫:
三产对二产的“金融溢出”。
这是书里解释地方债务、开发区扩张和房地产进一步绑定的关键。
这是整本书最值得做成知识卡片的地方。
下游民营制造业:
激烈市场竞争。
中央参与国际竞争;
地方参与国内招商竞争。
作者认为主要包括:
上游能源、原材料及部分高端服务部门;
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领域;
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住用地的垄断。
于是:
一类市场化竞争+两层逐底式竞争+三领域行政性垄断
成为作者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增长模式的核心模型。
PDF第68页的图1.2就是这套分析框架的集中展示:中央、地方、国企、银行与下游民营制造业并不是各自独立,而是通过土地、金融、出口和产业链形成一个互相强化的系统。
这一章最重要的东西,其实特别直观:
作者认为这并不是偶然。
而是一种:
理性的地方财政策略。
因为制造企业可以跑。
这个城市贵:
我可以去另一个城市。
所以各地争夺制造业以后,形成:
“全国性买方市场”。
投资者拥有较强议价能力。
于是地方竞相:
低价供地,
配基础设施,
返还部分费用,
提供优惠。
因为:
住宅不能搬走。
商业服务也必须面对本地消费者。
于是每座城市都能在自己的城市范围内形成:
“局域性卖方市场”。
地方政府控制供地。
限量供应。
竞争拍卖。
于是形成特别鲜明的结构:
1 | 工业地 |
这就是作者所谓:
根据书中的统计:
国际上城市工业用地一般不超过城市存量用地的10%左右;
而书中统计中国工业仓储用地一度大约占到25%,扣除仓储以后工业用地仍在20%左右。
与此同时:
住宅用地比例反而偏低。
结果就是:
工厂地很多,住人的地反而不足。
这也是作者不断追问:
为什么城市越扩越大,
房子还是这么贵?
答案之一就在:
不是土地绝对不够,而是土地怎么分。
工业地太便宜以后:
企业也缺乏节约土地的动力。
于是出现:
圈而不建,
多圈少建,
土地闲置,
“花园式工厂”,
甚至先拿工业地等待未来改商住用途套利。
所以作者认为:
低价供工业地不仅造成财政补贴,还造成土地资源低效率使用。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第七章不再主张继续向外扩开发区,而转向:
盘活存量工业用地。
作者比较了:
城镇人口增长,
城市建成区扩张,
城市建设用地增长。
书中数据显示,2001—2008年:
城镇人口年均增长约3.55%;
城市建成区年均增长6.20%;
建设用地年均增长7.40%。
也就是说:
地跑得比人快得多。
这就是:
与此同时,大量进入城市的人又没有真正取得稳定住房、教育等条件。
这就是:
作者认为,不能仅看:
“人现在住不住城市”。
真正的市民化至少还需要:
可支付的家庭住房+子女平等教育。
尤其对农民工来说,这两个条件是互补的。
没有住房:
一家人很难长期住下来。
没有孩子教育:
即使父母在城市工作,也经常要有人回乡照顾孩子。
所以所谓“户口放开”本身并不足够。
真正需要解决的是:
能不能举家永久迁移。
通常我们看到城中村容易想到:
乱,
拥挤,
消防问题,
违建。
这些问题作者也承认。
但他同时特别强调:
城中村承担了城市廉价住房供应的重要功能。
尤其以深圳为例。
大量中低收入劳动者和年轻创业者能够留下来:
与城中村低成本住房有很大关系。
所以作者认为:
不能简单把城中村全部消灭。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
怎样改善它,
升级它,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同时保留足够规模的:
可支付租赁住房。
这一章进入全书最关键的利益结构:
作者先指出:
长期征地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成:
“高强制、低补偿”。
地方政府掌握征地权。
又在相当程度上掌握补偿标准。
然后土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以后:
工业地可以低价招商,
商住地则可以高价出让。
于是地方政府天然拥有非常强的征地激励。
因为征地并不是孤立制度。
它和:
地方财政,
招商引资,
开发区建设,
房地产,
地方债务
绑在一起。
如果单纯说:
“以后少征地。”
马上会发生:
地方政府财政怎么办?
工业园区怎么办?
城市基建资金怎么办?
所以作者认为,过去改革进展缓慢并不是:
大家不知道征地有问题。
而是:
旧模式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锁定。
理论上:
村集体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直接入市,
农民可以分享更多土地增值收益。
看起来:
政府征地垄断被打破。
但作者马上追问:
城市规划谁定?
用途谁定?
容积率谁定?
政府仍然可以利用:
规划、
用途管制、
开发强度
限制集体土地入市。
因此:
法律允许入市,并不自动等于真正形成市场。
当地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收取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
结果是:
集体土地入市后农民和村集体获得的收益,
和征地补偿趋于接近。
陶然对此提出疑问:
如果入市以后收益最后被调到和征地补偿差不多,
那么:
农民为什么还有动力推动直接入市?
作者认为这有可能反过来削弱改革的意义。
这一章问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土地从农地变成住宅地,价格可能增加几十倍,这个增值到底应该归谁?
有一种传统观点:
因为土地价值上升来自:
道路,
地铁,
城市发展,
公共投资,
所以增值应该归社会。
作者并没有简单接受这个逻辑。
即使政府代表公共利益,
征地也不能只回答:
“这个项目是不是公共利益?”
还必须回答:
被征地的人是否获得公平补偿?
因此,作者认为:
应该同时构成征地合法性的基础。
如果完全按照土地转成住宅后的最高市场价值补偿:
地方政府可能又无法承担。
而且土地升值确实与:
规划、
城市公共投资、
基础设施
密切相关。
所以作者真正追求的是:
政府、农民、社会之间重新分配土地增值。
不是:
全部归政府。
也不是:
全部归原业主。
而不是简单:
一次性给一笔钱。
原因很现实。
一次性货币补偿:
今天看很多,
十年以后可能没有。
如果征地农民拿到的是:
商铺、
写字楼、
出租物业
等可以持续产生租金的资产,
那么:
农民的收益就能和城市长期发展绑定。
作者把广州南沙的“留用物业”实践作为重要案例:土地统一开发后,一部分补偿现金化,更多部分折算为可长期产生收入的物业。
这也是这本书一个很鲜明的思路:
不只补偿失去的地,还要让原土地权利人分享城市化之后的收益。
土地承包责任制曾经极大释放了农业生产力。
但是四十多年以后,又出现了新问题。
最重要的是:
书中提到:
平均一个农户大约8亩土地,却可能分成五六块。
为什么?
为了公平:
远近搭配,
肥瘦搭配,
好坏搭配。
结果公平解决了,
规模经营却变难了。
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通常容易形成:
产权越清楚越好,越早确权越好。
陶然反而提醒:
如果把已经高度碎片化的土地直接永久确权,
可能把:
“碎片化”也一起固化。
以后再整理:
谈判成本更高。
修水利:
更麻烦。
做规模农业:
更麻烦。
所以作者强调:
先整理,再确权
在很多地区可能比:
先把现状冻结下来
更加合理。
人已经去城市十年。
村里的房子可能没人住。
可宅基地又不能充分流转。
结果:
旧的宅基地退不出来。
新的家庭还要求新宅基地。
于是出现:
1 | 人口减少 |
以及:
空心村,
一户多宅,
宅基地闲置。
作者认为:
根本问题之一就是:
宅基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太窄。
这一点要特别说明:
这是作者自己的政策主张,而不是我额外补充的观点,也不能简单理解成全书所有经验分析都必然推导出的唯一结论。
陶然提出:
农村农地、宅基地可以在自愿基础上逐渐转为国有,
但同时给予使用者:
永久使用权+交易权+抵押权。
也就是:
土地所有权国有,
但使用权更加完整和市场化。
作者后来把它称作:
他的逻辑是:
避免私人产权高度碎片化,
同时又避免传统集体所有权下流动受限。
作者并不反对保护耕地。
真正质疑的是:
怎样保护才最有效?
现行模式里:
建设用地指标有较强计划分配特点。
结果可能出现:
人口和产业流入地区:
地不够。
人口流出地区:
指标却未必少。
于是:
真正需要土地的地方缺指标,
不太需要土地的地方反而建设低效园区。
简单理解:
欠发达地区承担更多耕地保护,
产生土地指标。
发达地区需要建设用地:
购买指标。
于是:
1 | 人口/产业流入地 |
作者尤其分析了浙江土地指标交易经验,并认为:
如果只在省内交易,
最终会受到省内土地资源总量限制。
真正要提高效率:
需要更大范围乃至全国性的指标交易市场。
不要问:
“每个地方应该分多少建设用地指标?”
而应该更多问:
土地在哪个地方使用,社会收益最高?
也就是从:
向:
这和全书“人地之间”的标题直接对应。
作者认为中国城市下一阶段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应该是:
从增量土地开发进入存量土地再开发。
过去发展模式是:
没地了?
再征。
园区满了?
再建一个。
城市大了?
再建新区。
作者认为这个时代应该过去。
问题包括:
50年工业用地出让期限过长;
企业生命周期往往比土地年限短;
退出机制困难;
闲置难收回;
“圈而不建”;
用途转换困难;
监管责任分散。
截至书中引用的2017年底数据,部分地区已经认定大量低效城镇用地,而完成改造的比例仍然有限,说明再开发空间巨大。
包括:
先租后让;
弹性年期;
工业物业分割转让;
标准厂房;
混合产业用地。
深圳甚至发展出:
即:
工业、
研发、
办公、
配套商业、
人才公寓
可以更加灵活混合。
原因很简单:
现在很多产业已经不再是:
“前面一个大厂房,后面一个大烟囱”。
产业形态变了,
土地制度也应该跟着变。
“工业更新”不能最后全部变成:
如果所有低效工业地都变住宅,
短期土地价值最高,
但产业空间就会消失。
所以工业用地更新真正困难的是:
既提高土地效率,又保留产业发展空间。
不是简单:
“工改商”“工改住”。
前面七章讲了很多:
财政、
金融、
指标、
土地制度。
到了第八章:
终于落到一栋房、
一个村、
一个家庭。
作者把它理解成一个:
村民想:
再等等,也许拆迁补偿更高。
开发商想:
补偿太高就不赚钱。
地方政府想:
强拆容易产生矛盾。
于是所有人都在等。
时间越长:
临建越多,
违建越多,
大家对补偿期待越高。
最后:
越等越拆不动。
作者称其为一种:
要制定:
相对统一、透明、长期稳定的拆补标准。
不是:
谁拖得久谁拿得多。
否则所有人都会理性选择:
做“最后一个签字的人”。
只有大家知道:
晚签不会获得额外收益,
博弈才有可能结束。
如果多个城中村都有改造条件:
不要政府逐村求着拆。
可以公布相对统一规则。
哪个片区:
同意率高,
谈判推进快,
就先改。
于是:
土地供应方之间也形成竞争。
然后再让开发商:
在需求方之间竞争。
作者试图把原来:
政府—村民—开发商之间的零和谈判,
改造成:
双边竞争。
这一点很有意思。
现在很多老旧小区更新:
刷墙,
加管线,
做停车位,
加电梯。
作者认为:
有些地方这样做当然合理。
但不能因为:
拆迁难,
就规定所有地方永远只能微改造。
在人口流入城市:
有些老旧小区区位很好,
建筑质量和公共配套却非常落后。
如果经济账能算得过来:
拆除重建可能反而是更好的方案。
不要把一栋楼锁死在一栋楼的位置上。
可以把:
附近低效工业地,
闲置地,
低密度土地
一起纳入更新单元。
先拆容易的,
先建新房,
住户搬进去,
腾出旧地,
再滚动改造。
这样就从:
“大家必须同时同意才能动”
变成:
可以一步一步滚动更新。
对于老旧小区,作者甚至提出给予最先形成整栋同意、连片同意的住户额外奖励,以减少“最后一个签字者”占据过强议价权的问题。
这六个主题其实就是读完整本书以后最值得留下来的东西。
现有土地制度:
内生于过去二十多年特定的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
它曾经支持高速增长。
同时也形成:
土地财政、
土地金融、
开发区扩张、
房地产、
地方债务
相互依赖的利益格局。
作者认为必须从中央层面推动:
全面、平衡的市场化改革。
因为:
土地、
财政、
金融、
户籍、
教育、
住房
已经连在一起。
改一个不改另一个:
很容易产生新的问题。
作者实际上不断强调三个层次:
1 | 方向 |
方向错:
越改越错。
突破口错:
改革推不动。
力度太小:
没有效果。
力度太大:
可能刺破房地产和地方财政体系。
所以作者不是主张:
“一次全部放开”。
反而非常强调:
作者认为土地改革最终应该提高两个效率:
土地应该去:
最需要、产出更高的地方。
土地上投入的钱:
应该能够产生真正的社会财富和现金流。
只有先把:
“蛋糕做大”,
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才更容易:
公平分享土地增值。
包括:
使用权,
处置权,
交易权,
抵押权,
以及部分增值收益。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提出他自己的:
“渐进式国有化+永久使用权”
方案。
最终希望形成:
“竞争性国有制”。
作者把土地问题最终又拉回宏观经济。
货币多了以后:
如果没有高收益实体投资渠道,
钱容易流向:
房地产,
土地,
低效基建。
于是:
房价更高,
债务更多。
作者希望通过:
存量工业用地更新、
城市更新、
农村土地整理、
土地指标交易
等改革,
把社会资金从:
吹资产泡沫
转向:
创造真实土地利用价值。
我读完整本以后,会把作者的问题意识重新整理成:
人在东部、城市,
地还留在农村、人口流出地。
工作在城市,
但买不起也租不到合适的家庭住房。
有的地方产业缺地,
有的地方开发区却大量闲置。
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增值,
于是土地越来越难真正市场化改革。
这四个“脱钩”,最后又通过:
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
绑到了一起。
1 |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结构变化】 |
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策略性供地、两层逐底式竞争、二三产业交互溢出、人口完全城市化、人地房脱钩、土地发展权、存量更新、竞争性国有制。
其中真正统领一切的,我认为还是:
人口完全城市化。
因为作者最后所有改革其实都在服务同一件事:
不是让城市面积变得更大。
而是让已经在城市生活的人:
真正留下来。
它不是简单说:
这个政策不好,
换一个政策就行。
而是在不断提醒:
比如:
低价工业地不好。
可直接涨工业地价:
地方招商模式怎么办?
商住地垄断不好。
可一下全部放开:
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会不会突然失稳?
征地补偿低。
可一次把补偿推到开发后市场价格:
项目还能不能实现?
宅基地不流动。
可一下完全自由买卖:
土地破碎和开发协调问题怎么办?
所以作者特别强调:
改革不是找一个“正确答案”,而是设计一条从现在走到目标状态的路。
这一点其实比具体某个政策主张更值得记。
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
比如:
土地财政形成机制;
工业地和商住地差别供应;
土地过度城市化;
人口不完全城市化;
开发区扩张;
土地金融;
农地碎片化。
这些主要属于:
解释现实。
比如:
全国性土地指标交易;
留用物业补偿;
渐进式土地国有化;
永久使用权;
竞争性国有制;
城中村竞争性更新机制。
这些属于:
作者主张怎样改革。
二者不能混在一起。
即使认可作者对问题成因的很多分析,也未必必须赞成他的所有改革方案。
我反而觉得,这样读这本书会更有价值:
先看他是否把问题解释清楚,再判断他的药方是否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