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让人难受的，不是打不过，而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不过——读《天朝的崩溃》有感

林则徐虎门销烟，是民族英雄；琦善妥协退让，是投降派；关天培、陈化成血战殉国；英国靠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最后清政府腐败无能，被迫签下《南京条约》。

这个故事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地方。

甚至连人物该喜欢谁、该讨厌谁，都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刚读《天朝的崩溃》时，真正让我不太舒服的反而是琦善。

茅海建用了很大的篇幅告诉读者，过去那些加在琦善头上的罪名，很多并不成立。

看到这里时，第一感觉不是“原来如此”，而是会本能地想：

难道还要替琦善翻案？

读下去才明白，作者其实根本不喜欢琦善。

他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琦善干的，就不能因为我们讨厌这个人，硬算到他的账上。

历史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剩下的就只是立场。

这一点看起来很简单，真正做到却不容易。

我们太喜欢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失败的坏人了。

有一个坏人，事情就好理解。

公司出了问题，是某个人不行。

项目失败，是负责人能力差。

国家战败，是奸臣误国。

只要把这个人找出来，一切好像就说得通了。

最麻烦的情况反而是：

这个人当然有问题，可把他换掉，事情还是解决不了。

《天朝的崩溃》真正让我难受的地方，就是它一步一步证明，鸦片战争很可能属于后一种情况。

琦善不行。

换林则徐呢？

林则徐当然比琦善更有责任感，也更愿意了解英国。

可书里继续往下追问：林则徐真正知道英国有多强吗？

答案似乎也不乐观。

他已经比绝大多数官员知道得多，却依然没有判断出战争的真正规模，也没有理解英国军队特别是登陆作战的能力。

看到这里才突然明白，问题已经不是“谁聪明一点”。

是整个世界变了，而他们使用的那张地图还是旧的。

我觉得一个人最危险的状态，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至少还有可能承认自己不知道。

真正危险的是：

手里有很多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刚好能够证明自己一直是对的。

清朝官员并不是完全没有关于英国的信息。

他们也调查。

也翻译。

也写奏折。

问题是很多新信息最后还是会进入“天朝”“夷狄”“怀柔”“剿抚”这些旧概念里。

英国人的船为什么远道而来？

是来“诉冤”。

英国人为什么退？

是因为畏惧天威。

英国人为什么谈判？

是因为希望重新得到大皇帝允许贸易的恩典。

这样一来，每一个新事实都可以继续证明旧世界没有变化。

这比简单的无知更难改变。

整本书里真正让我觉得后背发凉的，其实不是哪一场战斗，而是广州那一段。

琦善向道光帝说：

炮不行。

兵不行。

民情也未必可靠。

如果一个最高决策者听到这些消息，正常反应应该是：

情况到底是不是真的？

可道光帝首先想到的是：

你为什么长敌人的威风？

你是什么居心？

于是琦善被严厉惩处。

接下来杨芳、奕山就都学聪明了。

打输了不能说输。

英国军舰已经逼近广州，奏折里还是大捷。

炮台已经丢了，要换一种方式写。

已经在私下谈判，也不能直接告诉皇帝。

结果就变成一种很荒诞的局面：

前线的人知道打不过。

皇帝却越来越相信前线打得不错。

而皇帝越相信能赢，就越下令继续打。

下面的人越打越惨，又越不敢说。

以前总觉得所谓“信息失真”是管理学里的一个词。

读到这里才发现，它真的会死人。

一个系统如果惩罚坏消息，最后失去的不是坏消息。

失去的是现实。

现实不会因为没人汇报就不存在。

它只是会在某一天用更大的代价重新出现。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道光帝这个人物甚至比琦善、奕山更值得琢磨。

他并不是一个整天喝酒享乐、完全不管国家的皇帝。

恰恰相反，他很勤政。

也节俭。

会看奏折。

会不断下命令。

战争期间，他实际上非常操心。

可这种勤奋最后为什么没用？

因为勤奋解决不了认知问题。

方向错了，一个人越勤奋，有时只是把错误执行得更彻底。

这大概也是历史最让人无力的地方。

很多灾难并不是几个坏人商量好了去制造。

有时候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正在做正确的事情。

林则徐觉得必须禁烟。

这当然有道理。

道光帝觉得天朝不能向夷人示弱。

按照他从小接受的政治教育，也有道理。

前线将领觉得应该拼死报国。

当然更没有什么可指责。

地方官后来觉得再打只会多死人，应该谈判，也有现实理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

可这些道理放在一起，最后仍然走向失败。

这比“奸臣卖国”复杂得多，也沉重得多。

读到关天培、陈化成这些人的时候，我的感受也和以前不一样。

过去说他们壮烈殉国，往往会很自然地接一句：

虽然武器落后，但是中国人民有不屈的斗争精神。

这句话本身没错。

可《天朝的崩溃》让我多想了一层：

勇敢的人死了以后，活着的人应该做什么？

如果答案只是：

下一次再勇敢一点，

那他们的死就太可惜了。

关天培已经证明自己不怕死。

问题不是证明中国人敢不敢死。

真正的问题是：

为什么他守了那么久的虎门，英国人还是能打进来？

为什么炮打不过？

为什么英军能够登陆绕到炮台背后？

为什么全国八十万军队到了战场却没有多少人？

为什么从几个省调来的兵彼此都不认识？

为什么一个军官的本事主要还是拉硬弓、骑马？

这些问题显然比“够不够忠勇”难得多。

可只有回答这些问题，那些人的血才真正可能成为教训。

也正因为这样，我越来越理解茅海建为什么把最后一章写得那么重。

鸦片战争输掉，也许还不是全书最严重的失败。

双方差距已经那么大，真打起来，清朝很可能确实没有多少胜算。

可真正让我觉得惋惜的是战争结束以后。

一个国家刚被一支远道而来的几千、几万人的军队从广东一路打到南京，正常反应应该是：

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为什么那么强？

我们的军队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的国家到底怎样运行？

他们的船是怎样造的？

他们为什么能跨越半个世界来打这场仗？

可道光帝最后真正记住的东西之一仍然是：

用人不明。

好像只要下一次找到一个更好的大臣，一切又能恢复正常。

我读到这里时，反而觉得“天朝的崩溃”这个书名并不完全准确。

军事上的天朝的确崩了。

但心理上的天朝没有立即崩。

如果心理上的那个天朝也一起崩掉，也许事情反而会简单一些。

承认自己不知道，承认别人比自己强，承认原来的办法不够用，这些事情都很难看。

可至少可以重新开始。

最麻烦的是：

现实已经把旧世界打碎了，人却还努力把碎片拼回原来的形状。

书里写到俄国后来送给清朝几百种有关政治、军事、科技和地图的书。

结果只是把书名翻译一下，就放起来了。

这一段其实比打败仗还让人难受。

不是没有机会。

机会就在桌子上。

只是没有人真正觉得非看不可。

因为如果你仍然相信自己处在世界中心，就不会迫切想知道世界边缘的人为什么厉害。

而几十年后的日本，面对“黑船”时，同样也是失败，同样也是被迫签约。

茅海建拿这两个国家比较，并不是说日本当时打得更英勇。

恰恰相反，他认为日本真打也可能输。

区别是失败以后发生了什么。

这让我觉得，一个人、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真正拉开差距的时刻，很多时候不是谁从来不失败。

而是谁能从失败里得到新的东西。

有的人失败以后会问：

我哪里错了？

有的人则会问：

是谁害我失败？

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很像，最后走的路可能完全不同。

所以读完这本书，我对“以史为鉴”这句话反而有了另外一种理解。

以前觉得以史为鉴就是：

记住历史上的坏人，不要成为他们。

现在觉得远远不够。

很多时候，真正应该警惕的不是某一个坏人。

而是那些能让一群正常人不断作出错误判断的环境。

一个只允许好消息向上传递的环境。

一个把质疑理解成不忠的环境。

一个遇到新问题仍然只会从旧经验里找答案的环境。

一个失败之后第一时间寻找替罪羊，而不是重新检查自身的环境。

这些东西比某一个“奸臣”更难发现。

因为奸臣站在那里，很容易骂。

制度和思维习惯却往往藏在每个人自己身上。

如果让我现在再用一句话理解《天朝的崩溃》，我不会说：

“清政府因为腐败无能，被英国坚船利炮打败。”

这当然没有错，但太简单了。

我更愿意说：

真正的崩溃，是现实已经改变，而一个国家仍然用昨天的知识理解今天的世界。

军事失败只是把这个问题用最残酷的方式暴露出来。

而比失败更可怕的，是炮声停下来以后，又重新睡过去。

这大概也是这本书读完以后，最让我放不下的一点。